3月18日，美联储宣布，将在未来6个月购买3000亿美元长期国债与8500亿美元机构债。尽管市场对此早有预期，但规模如此之大的注资举动，还是引发了市场关于中长期内通货膨胀与美元贬值风险的担忧。而一旦美元大幅贬值，拥有巨额美元储备的中国将成为最大的受害者。对此中国政府很难袖手旁观。继温家宝总理在全国人大新闻发布会上首次公开对美国国债市场价值表示忧虑后，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在3月23日至26日四天之内，在央行网站上密集发表3篇署名文章，分别谈论国际货币体系改革、中国高储蓄率与如何加强金融监管。在中美货币博弈的大背景下，周行长的文章随即在全球范围内引起轩然大波。

次贷危机爆发以来，无论是布什政府还是奥巴马政府，都试图将金融危机爆发的责任往外推。保尔森关于中国储蓄过剩是导致次贷危机重要原因的指责言犹在耳，盖特纳就悍然指出中国政府在操纵人民币汇率。他们的逻辑是，由于中国政府操纵了人民币汇率，获得了不公平的贸易优势，导致中国居民压低消费（增加储蓄）而增加出口，从而形成巨额贸易顺差，积累了大量的外汇储备。中国外汇储备的累积造成全球范围内的流动性过剩，进而压低了美国金融市场利率，推动了美国房地产泡沫与衍生品泡沫的形成。

而周小川行长关于中国高储蓄率以及金融监管的文章，实际上是在正面反击上述指责。“高储蓄率”一文指出，中国高储蓄率的形成具有多种要素，例如民族传统、文化因素、家庭结构、人口结构等。中国的高储蓄率与外汇储备，一定程度上是对掠夺性投机的被动防范，是应对未来金融危机与资本流动逆转的结果，是国际货币体系不完善造成的。那种认为中国高储蓄率是由汇率低估造成的，并认为人民币升值就能降低高储蓄率的观点是片面的。“金融监管”一文指出，由于美国国内的金融监管存在若干缺陷，导致对金融创新监管不足，衍生产品发展过度，从而直接酿成危机。这些监管不足可以归纳为微观与宏观的顺周期性，包括信用评级、公允价值会计准则、新巴赛尔资本协议的内部评级法等。言外之意非常明显，美国政府应该反思自己在金融制度设计与监管层面的失误，而不要一味地推卸责任。

由于美元在现行国际货币体系中扮演着中心货币角色，这就赋予美国政府一种独特优势，使之能够将自身危机的成本通过美元贬值的方式，推卸给货币体系的外围国家。虽然美国是全球最大的债务国，但由于这些债务多以美元计价，美国政府完全可以通过印刷钞票、制造美元贬值，来降低实际债务水平。次贷危机爆发至今，美国政府用于救市的资金承诺规模巨大。当美联储宣布直接购买美国国债后，一切更是昭然若揭。

作为美国国债的最大持有国，中国政府自然会对外汇储备面临的市场价值缩水风险保持高度警惕。周行长关于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文章，实际上是在向美国政府直接施压。如果美国政府再一味利用美元的核心货币地位来转嫁危机成本，最终美元可能被其它国家所抛弃。这篇文章的提议是创设一种超越国别的全球货币，来永久解决国别货币充当世界货币的“特里芬难题”。周行长的提议，直接呼应了六十年前凯恩斯的清算联盟与Bancor倡议，是对美元霸权的当头棒喝。

中国政府在G20伦敦峰会召开之前发表这些文章，在一定程度上是要增加中国政府在本次峰会上的主动权。积极提出并推动上述倡议（重建国际货币体系与加强金融监管），要比被动地赞成与否定其它国家提出议案更为主动，更能在全球范围内的博弈中占据先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