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周天勇看来，当下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核心是实现“财政民主化”

3月中旬，媒体盛传中央党校研究室副主任周天勇撰写的一部关于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研究的著作，将于4月在香港出版。不过，在接受《中国企业家》专访时，周告诉记者，“出版计划已经取消了。出版社炒作得太厉害。”不过，该书稿去年底已在内地出版，书名为《攻坚——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研究报告》（以下简称《研究报告》）。《研究报告》是周天勇等几位学者自2002年以来自费研究、逐步完善的成果。因为周的身份，这本书引起了海内外的广泛关注。

《研究报告》建议的中国政制体制改革日程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1979年到2001年，实现经济体制转型；第二个阶段2002年至2020年，改革行政管理体系，形成政府、人大、司法的权力制衡机制，发展民间组织，形成公民社会；第三阶段2020年到2040年，建成一个中等发达的成熟的民主和法治的现代化国家。而在周天勇看来，当下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核心是实现“财政民主化”。

《中国企业家》：您理解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核心内容是什么？

周天勇：就是建设一个政治文明、民主和法治的国家。有人说要采取理想化、激进的、西方的民主制，多党制、新闻自由、军队国家化。我的看法不一样。许多后发国家学习这种民主制度，比如印度、泰国、巴基斯坦等国，从经济发展的角度来看，并没有带来实际的好处。如果政治体制改革，最后形成一个国家经常性的罢工、经常性的部落冲突、经常性的政变，那就没有办法发展经济，改善民生。苏联以不安全、不统一为代价来进行改革，这样的改革算成功的么？转型成功的国家，往往是在政治上比较集中的国家。像韩国、日本，还有我们国家的台湾地区，起飞的时候都是在政治集中的基础上推行经济自由。它们都是工业化基本完成后才开始政治体制改革的，在政治集中的过程中度过了最危险的时期。去年中国的城市化率才47.5%，大量的农民还要进城，这么剧烈的变动中，要实行很剧烈的变革，是不可想像的。

《中国企业家》：不过现在，改革好像遇到了一些瓶颈问题，比如，农地问题、户籍问题，这些会不会成为进一步城市化的障碍？

周天勇：小农经济加速破产这是一个规律。越往后，农业的比较收益越低，小农经济越会破产。城市化率低、城市效率低的时候，农业比较收益相对高，还能养活人，等到城市化率提高、城市效率提高的时候，还是那两亩地，农民就破产了。至于户口，现在用暂住证，不也常住着？

《中国企业家》：您怎么评价这二十年政治体制改革的变化？

周天勇：企业感受不一样。过去办一个企业，必须有主管单位。现在到工商注册登记就可以了。过去办一个公司，前置审批有十多个，现在基本没有了，但是现在的监管比原来多得多，质监、安监、税务等等；另一个变化，前些年，企业交了税后，费比较轻，现在罚款、收费越来越多；第三，一些非正规就业，改革开放之初，管得不是那么严格，比如钉个鞋，修个自行车，摆个摊……现在不是这样，都“扫荡”光了，不让干了。

《中国企业家》：您刚才是还是从企业角度讲的，从政治体制改革的角度看呢？

周天勇：我觉得这就是最大的政治体制。十几年前，政府机构有多少？养的人有多少？现在有多少？靠什么养？就是靠收费、罚款养的。收费、罚款扩大政府机构，然后反过来扩大收费、罚款，形成恶性循环。20年前政府才花多少钱，现在政府花的钱越来越多，坐车的人越来越多，楼越盖越高，吃饭越来高级，出国的人越来越多。这不是变化？

《中国企业家》：这些都是非良性变化。

周天勇：你要都往好里变化了，我们政治体制改革还要攻什么坚呢？

《中国企业家》：我们注意到您的报告里面提到了“人大（政协）、政府、司法”三者之间，相互制衡。这是一个重要的突破。

周天勇：有人说要在政府里面搞制衡，政府自己立法、执行、监督，这是不可能的。政府越来越大，花钱自己决定，然后自己监督自己花得合不合适。这不是扯淡嘛？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财政民主”。怎么花钱人民决定，政府负责花钱，监督有人大下属的审计部门来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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