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企业家》：我们了解到，从老百姓的层面，是从能不能解决腐败问题来关注政治体制改革的。有学者总结现在腐败的集中表现就是“国家利益部门化，部门利益个人化”。

周天勇：为什么老百姓反感腐败？第一，政府管了很多不该管的事，让他管，又不给他足够的钱，让他到被管的人民那里要钱。第二，现在老百姓失业的越多，对于腐败就越关注。老百姓生活越富、越安定，对腐败的反感程度就不是那么高，不会那么偏激。第三，我们的行政审批，不公开、不透明，公务员自由裁量权太大。我认为关键还是制度问题，很多制度设计得就是让收好处的官员有空间。很多事情非得审批，非得给那么多权力给他，还不给他发工资，那他就要去寻租了。质检是一个很典型的财政不拨够款的，县里质检局财政只出三个人的钱，其它人的工资靠自己出去收费。你说哪能不出三聚氰胺？再举个相反的例子，人民公社的时候，人们都怕生产队长，现在谁还拿村长当回事？以前企业都是进贡主管部门，现在进贡监管它的部门。比如，煤矿要和安监局搞好关系。

《中国企业家》： 您觉得当前的政治体制改革应该从哪里入手呢？

周天勇：首先，尽快取消对中小企业的收费、罚款。这是最好的政治体制改革。另一边，要把政府的规模控制住。现在为什么控制不住？就是把预算外的资金拿去乱花了，最后成为老百姓的负担。一边收费少了，一边控制住了，那么，中国人是有创新精神的，创业热情就会起来。然后，老百姓生活安定，中等收入人群增加，这是最关键的。

《中国企业家》：两会”期间，有人提出官员财产公开，这是不是一个改革的办法？

周天勇：现在还不仅仅是财产公开的问题，政府连工资、奖金这些合法的收入都是收罚款收来的，是合法的腐败。比如，我现在不腐败，但我养500个人，这不也把老百姓给整死了？它一点不违法。我宁肯一个人收一百万，也不要花一个亿盖一个大楼。大楼是合法的，他没有把钱拿到家里去。可是现在的工商所就是这样，要盖个大楼，原来收小商小贩三百，现在收六百。

《中国企业家》： 您提出政府、人大、司法，到2020年实现三者之间的相互制衡，有可能吗？

周天勇：有人比我还着急，说我们规划的时间太久了，是拖延改革。2020年能干完就不错了。我还是乐观派，一茬人会比一茬人强。你就说农民吧，早些时候，你想让他从山窝里出来，他都不出来。儿子出来，年老的还是要回去，叶落归根。到孙子一代人，到城里，你撵他走，他也不走了。一代人跟一代人不一样。前一代人打江山，然后一代人长在红旗下，最后到我们的孩子，你都不知道他们想干什么，他们有他们的协商机制。到他们那时候，会问，凭什么你当这个，我不能当？现在，钱你拿就拿了，花就花了，那时候，他们会干吗？随着知识水平的提高，你成天到我兜里掏钱，怎么花钱，我能不知道么？那时，你不想让他干，他都干了。我认为时间可以改变一切。

《中国企业家》： 您一直强调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首先要从阻碍经济发展的角度去改，是不是有些片面？毕竟人不是一个单纯的经济动物。

周天勇：首先，我们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要解决的是发展问题。第二，我们这么多人口的国家，这么多人要就业。如果这些阻碍经济发展的地方不攻破的话，最后不要说政治体制改革，那么多的大学毕业生、农民工、下岗职工都在家里待着，是很大的不稳定因素。如果把阻碍经济发展的这部分改掉，让老百姓可以创业，你让他能发财，不要管他那么多。

中产阶级可能有更高的需求，可是他们在中国没有多少。发达国家，1000家企业中有40个左右的中小企业，而我们1000家中才7个中小企业，能产生多少中产阶级？我觉得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一定要务实，一定要可操作。先经济发展，老百姓要富起来，社会要稳定。你乱哄哄的，该改的也没有办法改成。改革最关键的就是利益调整。你把政府乱收钱的利益给管住，这就是最好的改革。

• 1
•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