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2002年 肆意疯长
《2001年中国新生企业调查》报告中指出：今年，中国市场新诞生的民营企业超过了过去5年之总和。
这一轮民营经济的发展，肇始于1992年邓小平的南巡。当年随即召开的党的“十四大”，明确提出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从此，民营经济的发展走上了快车道，真正融入了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建设中。
1999年3月，九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的《宪法修正案》，第一次将“个体经济、民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写入了国家的根本大法，民营经济有了真正的保护。
民营企业家的创业热情被进一步激发，他们开始大显身手，一次又一次突破了经济领域的禁区：温州青年王均瑶“胆大包天”，成为私人包机第一人；农民企业家陈金义一举收购了上海六家国有商店，成为改革大潮中第一位收购国有企业的民营企业家；万向钱潮股票上市，成为中国首家上市的乡镇企业，民营企业走向资本市场的大戏也由此拉开……
如果说20世纪80年代初创业者主要是以农民和城镇失业者为主，那么1992年后的创业热潮，则主要是以政府中低层官员和知识分子为主的精英阶层。他们具有较强的资源整合能力，企业的产权制度比较明晰，是上世纪90年代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量。这其中的代表有陈东升、毛振华、冯仑等。
1992年，《有限责任公司暂行管理条例》和《股份有限公司暂行条例》两个重要文件出台。正是这两个文件掀开了中国企业进步的革命性的篇章，标志着中国开始建立真正的现代企业制度，也开始催生真正的民营企业家。
从1992年-2002年，民营经济逐步成为国民经济新增长点中的亮点：民营企业从14万户增加到243.5万户，增长了17倍，年增长33%；注册资金由221亿元增加到24750.6亿元，增长了112倍，年均增长60%；从业人员从232万人增到3409万人，增长近15倍；税收从4.1亿元增加到976.1亿元，增长了208倍，年均增长70%。而全国的个体工商户，也在这10年中由1543万户发展到2378万户，资金数额由601亿元增加到3782亿元，从业人员由2468万人增加到4748万人。
2001年显然是一个值得特别关注的年份。在这一年，中国正式加入了世贸组织。麦肯锡年轻的合伙人比尔曼在一份由他撰写的《2001年中国新生企业调查》报告中惊讶地指出：今年，中国市场新诞生的民营企业超过了过去5年之总和。
在这一年，一些民营企业家产生了幻觉，认为许多垄断行业都将对外资开放，自然没理由再对民企关闭大门。在盲目的乐观中，他们开始一轮冒进计划。其中，吴鹰和李书福是其中的代表人物。
原来一直默默无名的吴鹰，带着自己没有技术优势可言的小灵通，利用国有垄断企业内部战争之机乘隙而入，不仅存活了下来，而且还大大地分了一杯羹；有“汽车疯子”之称的李书福，在2001年竟然意外地拿到了第一张民营企业造车的许可证，这在共和国的汽车史上是破天荒的头一遭。
但民营企业企图突破桎梏、放手与国有企业和外资企业同台竞争的美梦，注定不会一帆风顺。曾风光一时的吴鹰，在盘旋于垄断利益上空不足3年后便折翼而落。而满腹牢骚的李书福的近况是，继续驾驶着他的吉利车在国企和外企的重重包围中左冲右突。
2002年至今 策马扬鞭
在融入全球化的过程中，中国民营企业家勇往直前、一马当先，在国际舞台上展现出了他们的睿智与生命力。
在跌跌撞撞中，民营经济的发展始终没有停下脚步。
2002年11月，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为中国的非公经济破除了体制性的障碍，民营经济可以与国有、外资企业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开展竞争；2003年10月14日，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放宽市场准入，允许非公有资本进入法律法规未禁入的基础设施、公用事业及其他行业和领域”；2004年3月14日，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的《宪法修正案第二十二条》规定：“公民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
2005年公布的“非公经济36条”更是一份重要性的政策文件。当年2月25日，《国务院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民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正式公布，允许非公有资本进入垄断行业和领域，在电力、电信、铁路、民航、石油等行业和领域，进一步引入市场竞争机制。“非公经济36条”被誉为“建国以来我国政府对‘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清除体制性障碍的第一声”，意味着非公有制经济主体可以与公有制经济主体一样，在同一起跑线上，成为我国市场经济的竞争主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