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讲我不行贿,下面没有掌声,他讲他行贿的时候下面是掌声雷动。我坐在台上多少有点尴尬。

这给我刺激非常大,现在不行贿成了过街的老鼠,行贿反而成了英雄了。

第二个例子,在北大的光华管理学院,一年一次和学生讲企业伦理道德。第一次讲课的时候,当我讲到万科不行贿的时候,讲师说王石先生你停一下,请北大的学生,人数大概是二百多人,说相信王石先生不行贿的请举手。结果举手的不超过1/3,我相信有的人还是给我面子。

这种情况持续了八年,我去年经历了万科的“捐款门”,我的信用、社会形象遭到了挑战,再一次到光华管理学院讲课的时候,很有意思的是,这位讲师现在是教授了,把我多年前第一次讲的录像放出来了,再问,下面请相信王石先生不行贿的举手,这一次举手超过一半,还不是全部。

这个主题,我不仅仅在大陆讲演,也在新加坡、香港、台湾讲演。反应是完全不一样的,显然他们非常佩服,相信我不行贿。

我们现在的问题在哪里?不在于社会风气怎么样,不在于行贿不行贿,而在于社会的价值标准 ———就是行贿是肯定的,不行贿是否定的。我觉得这个问题是非常大的。而且突然发现,万科成立25周年,《南方 周末》也成立25周年的时候,选择我的符号是不行贿。我觉得这是社会的荒诞。

从艺术理解力来讲,我始终还是停留在印象派的水平,到毕加索的画我就看不懂了,这和我小时候所受的教育有关系。现代主义哲学,我也看不懂。但是从我个人的经历,我今天理解了,什么叫存在主义?就是它的偶然性和荒诞性。

回到今天的主题,我们讲到文明复兴,从我经历1950年代、1960年代“文化大革命”到现在GDP挂帅,我觉得这个问题是非常大的。如果我们现在不改变这种现状,将非常糟糕。

最后,我也很想就江平教授的法治天下,来谈谈我的感受。

万科曾经就两个案子打官司,中院我们赢了,对方上诉到高院,我们又输了,最后不得不到最高法院要求终止执行,我们和最高法院没有任何关系,最后还我们公正。所以要讲公平,法治是非常重要的。

我想中国既然面临偶然性和荒诞性,实际上我们要走向法治社会,可以说很难,也可以说不难。比如说我们谈到农民问题,多少年的农业税,说取消,一个文件就取消了。现在我们既然谈到平等,社会上更多强调的是一种生存的平等,我觉得是不够的。要做到平等,最起码在就业、受教育等方面,尽量取消二元化社会。农民进城,他们的子女教育、医疗保险能和我们城市人一样,我觉得中国的未来复兴就非常有希望。谢谢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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