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康》:我国婚姻制度中的主要价值理念是什么？
夏吟兰:1950年婚姻法确立了四大原则:婚姻自由，男女平等，一夫一妻制，保护妇女、儿童和老人合法权益。同当时世界其他国家相比，我国《婚姻法》的立法理念是进步的，因为那时很多国家的男女权利是不平等的，妇女婚后没有独立的财产权、住所权、姓名权等。1980年婚姻法又增加了计划生育原则。
2001年修正案的重要价值在于进一步实现了婚姻法从形式正义向实质正义的转变。所谓形式正义是一种机会正义、起点正义。它强调为每个人平等地分配机会和资源，至于平等分配之后的事情则取决于个人的努力和各种客观情况，立法者并不考虑结果的差异，只要过程是正当的就被认为是正义的。形式正义容易忽略因性别、家庭背景、教育程度、经济社会条件等导致的个体差异。具体到婚姻家庭，就是无视妇女、儿童和老人这些弱者与青壮年男性在各方面的客观差异而同等待之。实质正义则强调对弱者的倾斜性保护，以此弥补其自身条件的不足，真正实现保护其利益的目的。2001年婚姻法修正案在坚持男女平等的前提下，通过增设离婚时的家务劳动补偿制度和离婚损害赔偿制度等体现了对婚姻关系中弱者的特殊保护。
除此以外，我国的《婚姻法》还强调伦理亲情。我国的三部《婚姻法》都规定，子女有赡养老人的义务，这是我们和西方很多国家的一个重要区别。
《小康》:您认为六十年来我国的婚姻制度对人们的婚姻观念产生了哪些影响？
夏吟兰:我觉得我国婚姻制度最重要的倡导性意义，或者说对观念的影响是婚姻自由。中国历朝历代的法律都规定，婚姻应由祖父母、父母包办，而且必须有媒人。《唐律》规定娶妻无媒不可，如果未经尊亲属同意、没有媒人，擅自结婚要受法律惩罚，杖打一百。一直到《清律》，类似的规定始终存在。1950年婚姻法的重要意义就在于彻底废除了包办婚姻，在中国实现了婚姻自由。2003年的《婚姻登记条例》又进一步减少了对结婚、离婚的行政干预，比如取消了公民在办理婚姻登记时须提交单位介绍信的规定，缩短了结、离婚的登记批准时间等。婚姻自由在今天能够成为所有人的基本共识是与这些制度建设分不开的。
1980年婚姻法的计划生育原则也促发了人们观念的变化。中国人历来讲究多子多福，而且重男轻女、男尊女卑的思想根深蒂固，妻子在家庭中的地位往往也会因为孩子的性别而发生变化。但是计划生育政策出台以后，越来越多的夫妻自愿选择只生一个孩子，而且对性别的要求逐渐淡化，如今的很多年轻人甚至选择不生。生育观的这种变化，一方面有利于男女平等观念的进一步普及，另一方面还引发了中国家庭结构的变化，以前的大家庭日渐为核心家庭所取代，而成长在核心家庭的独生子女往往具有更强的自我意识。事实上，在第一代独生子女步入婚龄之后，这种自我意识对其婚姻观念的深刻影响已经有所显现。
《小康》:有观点认为，我国的《婚姻法》确实使妇女走出了家庭，并且取得了独立的社会地位。但是由于中国“男主外、女主内”的家庭文化传统并未消失，女性在承担社会工作的同时仍需承担家务，所以《婚姻法》在客观上为女性增加了负担。您对此有何评价？
夏吟兰:家务分工体系是由传统文化确认的。女性自幼就被告知应从事家务劳动，事实上，做家务已经成为女性社会性别认同的一个重要表现，所以当妇女承担社会工作后会因为肩负双重责任而感到更大的压力，这是事实。
但是，我们不能据此认为妇女应该重新回到家里，那样只能使女性丧失独立性，导致社会的不平衡。经济发展和文化观念的改变最终会使男女两性的社会、家务分工实现平衡。人们可能对《婚姻法》存在误解，即《婚姻法》要求妇女必须工作。实际上并非如此。《婚姻法》规定妇女有权利工作，而不是有义务工作，这是很重要的理念。从法律的角度解读，这是个赋权性的规定，法律给予女性工作的权利，但是否行使则取决于女性的意愿。从文化的角度来看，我们应该承认传统的家务劳动分工体系在逐渐瓦解。事实上，现在的妻子已经在很大程度上从家务中解脱出来。此外，现代中国男性的观念也在发生变化，对于家务，他们不再拒斥，而是愿意和妻子共同承担。倡导夫妻分担家务劳动，我认为这是比较好的方法。
《小康》:在当下一些年轻人看来，婚姻形同契约。我国现行《婚姻法》中是否已经融入了婚姻契约论理念？
夏吟兰:婚姻契约论目前仍处于争论之中。从法律的角度来说，我们认为婚姻首先是身份关系，这是婚姻的基础，在身份关系的基础上才会产生财产关系。为什么婚姻契约论会被越来越多的人认同呢？这是因为现在很多人已经看清，并且越来越看重婚姻的预期利益。简单地讲，婚姻的预期利益就是两个人为共同生活设定的目标。在实现这个目标的过程中，夫妻双方都要承担责任并且付出各自的努力，这实际上就具有了契约的意味。我认为年轻人婚姻的契约化现象说明他们的权利意识有所增强，这是社会进步的一个标志。不过就《婚姻法》而言，我们现在还不承认它是民事契约。尽管我们承认婚姻的契约性，但是我们也不能脱离婚姻的伦理本质。
《小康》:2001年婚姻法修正案，一方面规定“夫妻间应相互忠实”，希望藉此维护婚姻的稳定；另一方面又进一步体现了对个人自由与自治的尊重。2003年的《婚姻登记条例》简化了离婚手续，事实上为对配偶不忠实的人实施离婚提供了便利。您认为在个人自由和婚姻家庭稳定之间，我们的《婚姻法》有怎样的价值取舍？
夏吟兰:坦率地说，2001年婚姻法修正案是希望能够在尊重个人情感和夫妻相互忠实之间实现衡平。我们可以看到现在的婚姻是越来越自由了，但是对婚姻的不忠诚也确实给另一方造成了很大的伤害。现行《婚姻法》对夫妻相互忠诚的规定是倡导性规定，而不是义务性规定。倡导性规定是希望人们最好如何去做，但如果不这样做法律也不会惩罚。现在我们社会中确实存在婚外恋这种不忠实于配偶的现象，这些问题如果在法律上没有任何反映，那么法律的倡导意义就没有发挥出来，所以我们把它设计为倡导性规定，希望夫妻相互忠实、互敬互爱。此外，2001年婚姻法修正案增加了离婚救济制度，比如离婚损害赔偿，离婚经济帮助等。这些制度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在寻求衡平，有重婚、姘居等不忠诚的行为就是有过错，有过错就要承担损害赔偿的责任。总的来说，我们的价值取向是既要保障离婚自由，又要让滥用自由给他方造成损害的人为其行为承担法律责任。
《小康》:依据我国目前的国情，您认为现行《婚姻法》还有哪些尚待改进、完善的地方？
夏吟兰:我国目前的《婚姻法》在制度层面还有缺失。就制度框架而言，缺少亲属制度；具体到每一项制度，还需要加强可操作性。在理念方面，我们对于公平正义已经有所关照，但还远远不够，对弱势群体还需要进一步保护。
现行《婚姻法》在倡导自由方面做了很多，但是从某种意义上说又显得过于宽松了，比如2001年婚姻法修正案总共只有51条，是现在世界上条文最少的《婚姻法》之一。此外，中国还是世界上离婚最自由的国家之一，夫妻双方登记离婚之前一般得不到必要的调解，花九块钱办手续当时就可以离婚，成本极低。西方国家绝对没有我们自由，因为它们不允许行政离婚，批准离婚之前要让当事人考虑一段时间，考虑过后还要开调解会。其实，在离婚率提高的同时，我国近年的复婚率也在增长，这说明很多人离婚之后后悔了。总之，无论是强调个人的自由还是增加必要的限制，我们的制度设计，包括离婚制度都是为了实现法律的公平与正义，从而让人们感到生活的幸福，我认为这是我们进行法治建设的终极目标。
幸福感调查:婚外情是幸福杀手
相当一部分人希望配偶在婚姻中绝对地忠诚于自己，但与此同时，自己却不希望接受婚姻忠诚条例的约束，对配偶履行同样的忠诚道德义务。
2009年6月，《小康》杂志进行了“你的婚姻幸福吗？”和“你认为维系婚姻最重要的因素是什么？”两项调查，参加调查的网民人数为16919人。调查结果显示，略超过半数的人认为“婚姻使自己感到幸福”，“性格”、“孩子”与“家庭”是维系婚姻最重要的三个因素；六成男性及接近半数的女性，经历过或渴望婚外恋；四成男性及接近半数的女性，怀疑配偶有婚外情；五成左右的人对婚外情表示理解、宽容或无所谓。
大部分婚姻与爱情无关
在本次调查中，48.9%的参与者认为婚姻是“过日子”，27.1%的人认为婚姻是“两个人相依为命”，而选择“实现美好爱情”的仅16.2%。由此可以看出，大多数参与者的婚姻观是理性、务实的。
另一个问题的调查结果同样支持这一结论。在回答“你认为爱情与婚姻的关系是什么”时，49.7%的人相信“婚姻是爱情的前提”，但也有40.5%的人认为“婚姻中的大部分时间和大部分内容与爱情无关”，还有4.2%的人选择“只要婚姻的其他方面令人满意，爱情可以完全没有”。
理性、务实的婚姻观，一方面有可能使婚姻、家庭更加稳定。因为仅从爱情的角度理解婚姻很容易将其理想化，于是生活中一些难以避免的小矛盾、小摩擦就会使人感到无法容忍，继而使婚姻变得更易破裂。“过日子”的婚姻观则默认生活本身的平凡，即“与爱情无关的大部分内容和大部分时间”才是婚姻中的主要内容；而“相依为命”似乎更加强调对方之于婚姻的积极意义，如此显然更有利于婚姻的稳定。
另一方面，理性、务实的婚姻观似乎也反映出一个事实，即在参与者的观念与经验中，婚姻的物质属性要大于精神属性，而这可能也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参与者的婚姻幸福观。在回答“婚姻给你带来的幸福感主要在于什么”这个问题时，46.4%的男性选择了“获得一个在生活中可以依赖的人”，而认同“获得奋斗的方向和动力”或“体验爱情”者之和仅有30%；女性选择“依赖”一项的比例则达到了65.9%，仅有18.1%的人选择后两者。
动荡的岁月
婚后没多久，因为战争，夫妇相携逃到北京，那时，他们已经有了孩子。
初到北京，他们有过很艰难的一段日子，两人都没有工作，没有收入，一天一顿饭，“天天吃咸菜，吃了将近一年”。即使是这样，过惯了富足资产阶级生活的两口子“也没觉得苦”。事实上，在采访的过程中，两个人从不对生活的挫折与磨难抱怨，即使讲到那个最动荡的时期。他们只会说，抱怨也没有用，还不如把现有的生活过得更好。
三年以后，苗奶奶考上了教育部，成为部里的一名医务人员。陈老仍操旧业，进了中国人民银行。他夸奖苗奶奶说:“她的学习成绩一直特别好，上学的时候成绩就总是第一，教育部招人是要考试的，她还是考得那么好。”苗奶奶却说，自己是死记硬背，他才是真正的聪明，“点子多，主意正，哪怕在最困苦的时候都能找乐”。
之后的生活算是富足稳定。如果没有政治的动荡，也许日子也就那么过下去。但那个年代的人没有这样的幸运，苗、陈同样经历了那个年代人的不幸。
“文化大革命受到冲击，那是人人都不可避免的。”那时候，陈老被划为“党内走资派”，在单位也挨批斗。“当然苦，也感到冤屈，但那个时候，几乎人人都这样，也就没什么好埋怨的了。”
1968年，遇上干部下放，他已经从人民银行被下放到了工厂。“在工厂里，厂长和书记都比我低两级，我也就一辈子没涨过工资。”
他说，他很感谢苗奶奶，性格好，心很宽，能包容，“无论我有钱没钱，有工作没工作，从来没有怨言。好日子、苦日子，一样高高兴兴地过。”
“她能理解你，这个很难得。现在的年轻人，没钱、没工作了，也许就要吵架了。”陈老说，他们从不吵架。“争执两句是有的，但脸红脖子粗从来没有。”他说，总不吵架，也就不想吵架这个问题了。发脾气？那是什么也解决不了的愚蠢方式。
上世纪60年代的“四清”运动(清政治、清经济、清思想、清组织)中，苗奶奶和一些干部也一起被下放到了农村。农村的生活条件很艰苦，她和同事一起住在远离村子的农屋里，门锁是坏的，屋里尽是蚊虫和老鼠，很吓人。更可怕的是，农民对“四清”干部们还很敌视，有时会听到干部被害的消息。她想了想说，当时没有想那么多，后来想起那段日子，真是很后怕。
陈老在家带孩子，每天中午，他都骑车回家，领着一群孩子去食堂吃饭，下班又迅速地赶回家，带着孩子们吃饭、写作业。在两人分开的两三年时间里，他们每周都通信，当然都是报喜不报忧。
陈老说，除了这两三年，孩子都是苗奶奶拉扯大的。“她劳苦功高。”
白头不相离
陈老说，自己性子有点急，但她是好好的脾气。苗奶奶现在耳朵有点背了，听不太清楚别人说话，陈老现在是她的“翻译”，两人已经形成了很好的默契，他就象她的另一只耳朵。她很爱笑，会跟着小辈一起爽朗地开怀大笑。
“她永远都是高高兴兴的。我母亲这么一个旧式妇女，都很喜欢她，就因为她什么时候都是高高兴兴的，一见我母亲就特别亲热。”陈老也始终保持乐观的心态。他说，他永远能找到乐子。“在玩这个问题上，我很爱动脑筋。有钱的时候有有钱的玩法，没钱的时候有没钱的玩法。年轻的时候是这样，现在老了也是这样。当然，是在不能影响工作的前提下。”
阳台上，有他自己栽的二十多盆盆景，还有一些他收集来的各种奇异石头。说话间，他从屋里抱出一个大盒子，里面是他不久前才买来送给自己的一个会说话的洋娃娃。他抱着娃娃给我们演示，有一种老顽童的神采飞扬。苗奶奶在一旁跟着开怀大笑。他们俩的兴趣爱好完全不同，一个喜欢各种玩意，一个爱看书，互不干涉。
陈老喜欢四处游玩。“以前她也乐意跟着我四处走，但现在她身体不好，行动不太方便，她一个人在家我不放心，得在家照看着。偶而我一个人出去，她也没意见。”
陈老说，他们俩相互对对方都没有过高的要求，没有强烈的欲望，懂得满足，日子平平淡淡地过，于是，能相敬如宾，相濡以沫，走过65年的超钻石婚姻生活。
“很多家庭不能和睦，大多因为有太强的欲望。生活戏剧化就麻烦了，平平淡淡才是真。”
道理很朴实，也很简单，却不容易做到。这样无论经历多少风风雨雨，坚持65年更不容易。他们走过高高低低的人生，享受过荣华富贵，也经历过人生的苦难，却能始终淡泊从容。是以，他们的儿女赠言:荣华富贵皆淡泊，知足悟至理。
希望配偶忠诚 自己渴望出轨
在回答“你是否经历过或渴望婚外恋”时，60.8%的男性和47.9%的女性坦言“是”。显然，这些数据与近年来中国婚外恋现象不断增加的事实形成呼应。
对于这一调查结果，著名作家王海鸰认为，喜新厌旧的心理深植于人性之中，而与社会环境的更替相比，人性的变化总是微小而缓慢的。看似居高的婚外恋比例其实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因于社会对婚外恋现象的宽容。在各种制度、文化和心理限制解除后，如今的人们已经敢于释放自己被压抑的人性，并且相对轻松地承认这一点。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大比例婚外恋人群的出现，是人性摆脱众多束缚之后，社会宽容的结果。
中国政法大学夏吟兰教授对婚外恋的解读则主要经由性别和历史的角度。夏吟兰认为，婚外恋的大量存在与中国人在历史上形成的一夫多妻的心理基础有关。虽然西方人在“性”问题上也显得比较开放，但由于宗教、价值观等方面的约束，他们对一夫一妻制度和婚姻还是比较尊重的。多数带有“性解放”意味的行为都是在婚前发生的，一旦结婚，至少会收敛很多。然而在中国的历史中，有钱人往往就是一夫多妻多妾。当婚外恋现象在当代中国大量出现之后，很多人仍然认为这种“多妻”、“多妾”、“多情人”的生活状态是富有、时髦的标志。这种心理在很大程度上也是推动婚外恋蔓延的一个重要原因。
事实上，社会环境对婚姻的重要影响在调查中也得到了证实。在回答“你认为社会风气对婚姻是否有影响”时，59.2%的人认为“有很大影响”，38.2%的人认为“有一些影响”，两者之和超过97%。绝大多数人认同社会环境对婚姻的影响，而婚外恋现象的日益增加显然也与此有关。
另一方面，婚外恋的大量存在已对传统的婚姻伦理，即夫妻间应相互忠诚、相互信任构成一定的挑战。在回答“你是否怀疑或曾经怀疑配偶发生婚外恋”时，41.4%的男性和46.5%的女性表示“是”，而前述近半数女性和多一半的男性曾经有过或期待进行某种背叛婚姻的行为这一事实，更使得夫妻间的怀疑言之凿凿。
然而，另外的一项调查数据，又暴露出人们在忠诚问题上的矛盾。在回答“你能否忠于配偶”时，79.3%的人选择“能”；对于“你认为忠诚之于婚姻主要体现为什么”这个问题，68.8%的男性认为必须在肉体、精神和物质等层面全方位地忠诚，而持此观点的女性则达到81.1%。这说明在对性别比例进行平均计算后，有近75%的参与者称自己至少能够在肉体、精神和物质等方面忠于婚姻，然而，这却与承认上述“经历过或渴望婚外恋”的数字比例存在不小的分歧。
排除不诚实的因素，这种看似矛盾的结果很可能暗示了人们对于婚姻忠诚问题存在着“只许周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的双重标准。换句话说，相当一部分人希望配偶在婚姻中绝对地忠诚于自己，但与此同时，自己却不希望接受婚姻忠诚条例的约束，对配偶履行同样的忠诚道德义务。
过半数人宽容婚外情
尽管平均约有半数的调查参与者承认自己有过或期待婚外恋行为，并且依据大多数人的标准，婚外恋被视为对婚姻的不忠，但在问及“你认为幸福的婚姻有赖于什么”的时候，59.4%的男性和57.9%的女性均选择“夫妻双方的理解和包容”。这说明，多数人都认为幸福婚姻的首要条件是宽容。
“如果配偶发生婚外情，你会怎么办”时，38.1%的人选择了“坚决离婚”，而50.4%的人表示出一定程度的宽容，选择了“劝配偶结束婚外情，否则离婚”，另有11.5%的人对此表示了无所谓的默许态度，“只要不损害家庭的物质利益或危及婚姻则无所谓”。另一项调查结果显示，53.5%的人认为婚外情应受道德谴责，41.6%的人认为“可以理解并宽容”，还有4.9%的人表示“无所谓”。 从调查的结果来看，不管是作为受害者一方的配偶还是社会的大多数，均对婚外情表现出了相当的包容度。而这种宽容也是为了维护婚姻和家庭的稳定，多数人以宽容和期待宽容作为寻求婚姻幸福的办法。
对于已经发生的婚外情，59.7%的当事人选择“下决心结束婚外情，保护家庭和配偶的利益”。 25.1%的人选择在情人与配偶之间平衡，15.2%的人选择考虑重新选择婚姻伴侣。从调查结果来看，当事人对待婚外情的态度偏向理性，多数婚外情现象因此无疾而终。王海鸰认为，婚姻的幸福不仅来自感情与身体，它所牵涉的内容太多，以至人在追求幸福时不得不考虑到各个方面。就婚外恋而言，仅从这一行为本身体会到十足幸福的人应该并不多，因为当婚外恋影响到自己与亲人关系的时候，婚外恋的当事人还是会感到不幸福。
王海鸰的观点在另一个调查结果中得到了佐证:56.3%的人认为“婚姻使自己感到幸福”，其中，“性格”、“孩子”与“家庭”是维系婚姻最重要的三个因素。
但有一个调查结果应当引起重视:接近六成人表示，婚外恋的原因是寻求情感的寄托。这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理性、务实的婚姻观所带来了婚姻与情感的背离，相当部分人的情感不能从婚姻中得到满足。这是导致婚外情发生的最主要原因，同时也是影响婚姻幸福感的杀手。
婚姻本位的性观念变迁
一方面，中国的性产业很发达，全世界70%的性工具生产在中国，另一方面，固有的对于传统性观念的管制却很严厉。这是一个很大的矛盾。
李银河说，曾经在中国，性就像一个被丢掉的婴孩，不受宠爱。但随着时代的发展，关于性的话题又重新变得坦然。当婚前性行为、试婚、婚外恋、未婚生子等等这些与“性解放”密切联系的现象屡见不鲜的时候，人们终于发现，60年的光景，中国人的性观念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罗马古语中说:“我是人，人所具有的我都具有。
”
从“有没有子女”到“有没有快乐”
“男女授受不亲”的成规一直都让中国人对性有一种谨慎的戒防。尽管在历史的长河中，不乏汉、唐开放的年岁，但大多数时候，人们的观念和身体仍被保守思想禁锢着。尤其在改革开放前，“性”乃最大禁区之一。中国性学会副理事长、著名性学专家马晓年在回顾解放初那会儿的感受时，十分感慨，“最初对于性哪有像现在这么多的遐想，性对于当时的大多数人来说，不过是为了传宗接代罢了。”
对于性，“前30年控制得很厉害”。那一时期性总是与“生育”、“卫生”、“健康”等字眼相联系的，人们对于生育以外的性知识几乎无从了解。从1949年到1977年的这个阶段被看作中国性教育的禁闭阶段。然而，也有人企图冲破禁忌。1955年，由北京的王文彬、赵志一和谭铭勋三位医生联合编写的《性的知识》由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这是1949年以后，我国出版的第一本性科学专著。书中有男女性交时生殖器官状态的剖面图，还介绍了一些避孕方法。“事实上，固有观念对于性的控制仍然很厉害。其中一个医生在文革的时候还因为这本书被迫害死了。”马晓年不无惋惜地说。
中国人真正感受到性观念变革是在改革开放以后。1980年，新《婚姻法》的公布和提倡并推行独生子女政策让每个家庭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两个看起来和性并不直接相关的事件改变了中国人此前性是为了生育的观念。人们逐渐地感悟出，原来性也可以用来表达爱情和寻求身心快乐。
阮芳赋的《性知识手册》和吴阶平的《性医学》是1985年前后的破禁区之作，这两本书激活了中国的性学。很多人因此才发现原来中国人的房中术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从那以后，人们意识到性可以光明正大地摆到台面上了，于是在1988年，中国掀起了第一次“性学热”。
“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性医学刚刚兴起，那时候少数几家医院成立了门诊。当时来看阳痿等男性病的人很多，每天门诊前都堵满了人，很多人在文革时期就感觉到了问题，但却等了十几二十年才来看病。尽管人们在医生面前对性已少有避讳，但传统观念的束缚依然存在。当时我们想拍个影像记录下来，就取门诊前一个镜头，本来门诊前堵满的人一看有机器拍一下次全跑光了。”马晓年笑着说。
如著名性社会学家李银河说的那样，性的开放是经济发展的结果，经济发展为性的开放提供了可能。到上世纪90年代，中国社会朝着多元化方向进发，中国人也逐渐接受各种新的性观念，并开始乐于将其付诸实践。中国的性观念日趋多元、开放。
从“性格不和”到“性不和”
一位社会学家说，一个社会“性开放”的尺度，不在于男性，而主要在于女性，因为在“男权本位主义”的社会里，男性本来相对就是“开放”的。
他只说对了一半，女人对性的禁忌不只是因为社会的属性，也因为生理的属性。于是，独生子女政策对女性性观念的改变显然更为明显。专家指出，这一政策减少了女性的怀孕、生殖和哺育，更使她们减少了对可能怀孕的恐惧与担忧，从而使女性可以投入性生活的时间增加了，女性自身潜在的性欲望和性能力也被解放出来。
不同时期的文学作品记录下了女性的这一变化。上90年代初期，更多的文学作品是抒发性经验的表达，如陈染的《私人生活》。1996年以后，在“女性文学”上出现了一种新的文化现象，也就是被人们称为“身体写作”的时尚女性文学，卫慧以《上海宝贝》中更加赤裸的文字向人们展示都市年轻女性的性观念，还有棉棉、安妮宝贝等；2003年最为轰动的当属木子美的《遗情书》，其中露骨的性描写让其一夜成名。
这些作品传递的大量性信息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今中国女性在性这个问题上的态度:从原来的羞于启齿，到欲说还休，再到公开讨论，最后到质量的要求，其间的变化翻天覆地。
2009年3月末，由中国妇女儿童事业发展中心、中国人口协会共同发布的《中国女性性福指数调查报告》中，对自己性生活感到满意的女性只占32%，而这也大大给女性的工作、生活，尤其是家庭带来了影响。其中，有63.9%的女性认为影响很大，认为不太大的女性仅占比13.1%。有专家指出，女性对于婚姻中性的期望、祈求和评估标准已经开始超过男性，她们的感知更为敏感和细腻，因此，女性的失落、不满和改变也开始超过男性。
最严重的后果是以离婚的方式进行表达。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的离婚率在不断提高，离婚对数从1985年的45.8万，扶摇直上到2005年的178.5万。根据《2008年民政事业发展统计报告》显示，2008年全国共有226.9万对夫妻办理离婚手续，比上年增加17.1万对，增长幅度达8.1%。
“这么多人会离婚，原因很多，虽然更多的理由都是夫妻性格不合之类的，但私下去调查了解，有很多都是因为性问题而分开的，比例很高。”马晓年表示。对此，很多学者都持相似的见解。有调查显示，在分析原因时，性的因素占到第一位，占比35%。也有学者认为离婚的主要原因来自婚外情，但更多的学者认为婚外情也是性问题，是配偶和他人的性关系问题。
“从性中解放”还是“让性解放”
在中国人的性观念已颇为开放的今天，也许借用福柯“从性中解放”与“让性解放”的概念来理解当下中国人婚姻中的某些问题，不失为适。
李银河曾在《虐恋亚文化》中介绍道，西方国家在上世纪60年代和80年代先后经历了两次“性革命”。第一次“性革命”的特点是大量的性交与乱交，第二次则注重保持对性的热情与兴趣。对此，李银河评论道，“从某种意义上说，西方的第一次性革命是性的解放，而第二次性革命却是从性中解放出来。按照福柯的思路，我们所需要的不是把某种与生俱来的生理或心理欲望解放出来，而是从这些所谓‘欲望’中解放出来。”
在中国，人们“从性中解放”及其“让性解放”的进程似乎是同时进行的。
从上世纪90年代起，婚前性行为开始成为中国人的普遍实践。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夏吟兰介绍说，改革开放以前，婚前性行为很难获得社会的宽容。即便是在文革结束后，婚前性行为致孕也足以让少女诉诸自杀。“八十年代初，有一次一个加拿大妇女代表团到学校访问。会上我非常严肃地向加拿大专家询问，在加拿大，有多少年轻人有婚前性行为。加拿大专家听了笑道，‘你为什么会有这样的问题？你应该问有多少人没有婚前性行为。’”夏吟兰说，“这样高比例的婚前性行为在当时的中国是难以想象的，但如果今天我们做相关调查的话，恐怕也要反过来设计问题了。”
1993年4月，中国第一家性用品店“亚当夏娃保健中心”在北京开业。据说最初来这里买东西的人大多都是立领、口罩、大墨镜的打扮，而开店人也不得不承受类似“淫店”、“流氓”的责骂。但是今天，人们在面对已属常见的性用品店时再无半点惊讶，因为开发“性”的愉悦和保健功能早已成为中国人眼中天经地义的事。
然而，在性被大量的科学、社会学话语解读之后，在人本理念得到强化的新一代中国人摆脱旧式性观念的禁锢，继而开始主张性权利之后，越来越多的人也开始放弃了对“性”的必要控制，如果控制仍有必要的话。
《小康》有关婚外情的一项调查结果显示:“经历过或渴望婚外恋”的男性为60.8%，女性为47.9%——这样的事实也许可以证明中国人在朝着“让性解放”的方向已走出很远了。
在人性与制度的关系趋于紧张时，人性时常也会在人本主义的呵护下获得某种正确性。于是，也许婚外性行为的大量增加也会被视作人“从性中解放”的深刻表现。然而，以此为名的婚外性行为，以及以挑战制度的方式“让性解放”，至少目前还无法获得社会的认同，因为也难免成为对社会道德底线的挑衅。
为性教育解套
“一方面，中国的性产业很发达，全世界70%的性工具生产在中国，另一方面，固有的对于传统性观念的管制却很严厉。”马晓年说，这是一个很大的矛盾。“中国对性的管制以及对性教育的管制一直都是严厉的。”
有学者将中国的性教育分为三个历史阶段。1949年到1977年为性教育的禁闭阶段、1978年到1987年为性教育的萌动阶段，1988年至今为性教育的发展阶段。马晓年认为中国的性教育，尤其是对于青少年的性教育虽然一直都在做，但是做得不够好，从整体来看，国家对性的管制仍然严厉。
“可以说国家对性教育是重视的，但由于我国教育体制中过分重视应试教育，忽视了学生的素质教育，中小学的性教育有很多不尽人意之处。很多青少年仍未接受性教育，接受过性教育的学生所受教育的内容中与性法律相关的知识微乎其微。”马晓年说。
性教育“缺位”造成的影响是很大的。马晓年接触到的很多咨询案例都是由于缺乏必要的性知识，或社会上错误的宣传导致的性压抑等问题。此外，中国高得惊人的人流数从侧面也反映出中国性教育的不到位。
“瑞典性教育做得很好，他们的人流数控制在3%；英国的控制在5%；美国一些州对于性教育是禁止的，从整体看他们的人流比例是15%。而我国的人流比例高达50%。在我国的不孕症患者中，1/3的人曾拥有健康的身体，但由于性知识不够，多次人流后人为造成不能生育。”马晓年说，“当下应该为性教育解套，别那么多限制，对于必要的图书、音像制品应该像国外学习分级制度管理，科学地对待性知识和性教育。”
婚姻登记处的悲欢离合
如果说婚姻是围城，登记处正好是围城的入口和出口。这个职业里的人，他们看尽了婚姻爱情里的悲欢离合，因此，对于婚姻他们有着更为深刻的感受。
王芳原来是沈阳一个婚姻登记处的一名登记员，虽然离开岗位已经1年多了，可是每次经过家附近的登记处仍然忍不住往里面看一看，想想今天有多少对新人在这里领证，又有多少对夫妻来这告别。她还记得自己离开岗位的最后一天，为18对新人办理了登记手续，“15年了，每次办理结婚登记时，总是充满了幸福感。
”
婚姻可能是围城，也可能是伤城，大部分人都要走进去，也可能有小部分人走出来。结婚登记处和离婚登记处的房间紧挨着，每天都上演着男男女女的悲欢离合。对于登记处的工作人员来说，别人结婚时，他们可以分享幸福；别人离婚时，他们可以反思自己在婚姻中的失误。久而久之，他们总结了经验:冲动和偏激都会葬送自己的幸福。
结婚登记处的谢谢
对登记员来说，在结婚登记处工作无疑是最幸福的差事了。在这里，他们每天见证的都将是新人翘首期盼的眼神和满脸的幸福。婚姻是神圣的，婚姻登记员的工作也随之变得神圣。在沈阳，大概有30多位登记员，为这座城市的新人见证婚姻的幸福。
孙琳现在每天的工作正是这样:从早上上班开始，就陆续有新人们来到这里，填表、审核，然后盖戳，完成户口本上由未婚到已婚的转变。现在的年轻人登记大都讲究选好日子。每到好日子，孙琳的工作都会格外忙碌，早上一上班就有好多对新人排队在此等候了。“最特别的日子当然是情人节了，那也是我们最忙的时候。”孙琳说。
今年情人节的忙碌景象让她记忆深刻，那一天，她一共接待了100对新人办理登记手续，每一对都洋溢着幸福的笑容，很多新人都是在亲朋好友的簇拥下等待登记的。“小屋子本来不太大，那天差不多挤进来200多人。很忙很忙，吃中午饭都是下午3点以后的事情了，简单地扒拉了一口，就赶快继续办理。”孙琳说，忙、累，但也很幸福。因为那一天，她听到了100句发自肺腑的“谢谢”。那种满足感很难用言语表达，但至今回忆起来依然兴奋。
“那天，最让我印象深刻的一对是两位老人，都60多岁了，头发有点白，老头儿搀扶着老太太走到我面前，和其他年轻人相比，他们确实很特别。”当孙琳把红色的结婚证送到他们手里时，两位老人笑得像个孩子。
离婚登记处的眼泪
孙琳现在仍在结婚登记处工作，可是下半年她就将转去离婚登记处了。王芳认为那是一个十分锻炼人的岗位。两个房间相隔不远，可气氛绝对是冰火两重天。
王芳到现在还记得最初在离婚登记处工作的情形。“刚去那会儿，真是受不了，看着那些场面挺心酸的，也天天跟着哭，眼睛跟桃儿似的。”直到现在，她仍然很感慨，其实那些夫妻拿到离婚证的，也都是无声的哭着，令人难受。王芳说，很多人分开其实并没有什么大到解不开的结，只是一时钻了牛角尖罢了。
天天对着哭哭啼啼的场面，难免会让人压抑和心酸，正因为如此，结婚登记和离婚登记的工作是轮换的，“谁长期从事离婚登记也受不了。”
离婚登记处的气氛从来就充满了压抑和伤感。登记员高霞天天面对最多的就是眼泪，“有的一进门就开始哭了，有的是盖完钢印就崩溃了，其实都挺让人心疼的，有什么大不了的事非得走到离婚这一步呢？”她很不解。
这两天，高霞办理最多的离婚登记都是20多岁刚结婚没多久的小夫妻。其中，有一对年轻夫妇的离婚理由让她觉得很是荒唐:当初结婚就是为了体验一下，原来不过如此。这在高霞和其他同事看来，这是对婚姻的极度不负责任，甚至是亵渎。
很多小夫妻来办理离婚的理由都很简单，有的是因为婆媳关系处不好，丈夫在中间左右为难，最后两人走到了尽头；有的是因为家务等的分担，一点琐事就会成为两人离婚的理由；还有的是因为父母过度的关心，也让小夫妻们的感情变得脆弱。
高霞曾接待过这样一对前来离婚的小夫妻，妻子24岁，丈夫26岁，小夫妻在女方母亲的陪伴下走进了离婚登记处。丈夫一言不发地低着头，女方母亲不断数落男方对自己女儿不够疼惜。原来夫妻俩属于未婚先孕才草率结婚的，两人都很年轻，孩子出生后又不会带，自己都照顾不了，还怎么照顾孩子？因此每天都处在争吵中。
高霞看到这样的情况后，就分别对他们进行了劝导，并分析个中道理。离婚登记做多了，很多登记员都成了专业的心理分析师，哪些人前来离婚是一时的冲动，哪些人离婚是真正不适合继续共同生活的，他们往往一眼就能辨别出来。高霞看得出来小夫妻还是有感情的，只是女方母亲过度关心，反倒让两人的矛盾激化。高霞让他们对自己的婚姻自己做主，同时也劝告那位母亲不要过多地干涉夫妻俩的生活。最后，一家人想清楚后回家了，没离成婚。
“现在小年轻们都对婚姻太草率了，都是独生子女，在家里都被娇生惯养的，心智不成熟，拿婚姻当儿戏，根本就支撑不起来一个家庭。有时候我们会以过来人的心态告诉他们婚姻的道理，但是也有很多不是我们能够左右的，看着两人哭着离开，心里很不好受。”高霞十分感慨。
王芳的家庭很美满，有个疼自己的丈夫和一个活泼可爱的女儿。和其他普通家庭一样，他们也会争执吵架，甚至也想过离婚，但每到那个时候，她都会立即想到她所办理的离婚案例:那些要离婚的夫妻有多少是有很严重的理由非到了离婚不可的地步呢？每一次面对那些闹分手的夫妻，每一次倾听他们的理由，对王芳来说都是一次检验自己婚姻的过程，也是正视自己问题的过程，“每次想到这些，都会让我对婚姻的认识更深刻，也更明朗。”作为一个老婚姻登记员，王芳认为婚姻是需要经营的，离婚两个字很严重，千万不能轻易说出口，否则会造成让双方后悔的结果。
超钻石婚箴言:淡泊、知足
死生契阔，与子相悦；执子之手，与子偕老。这大概是每一对初入婚姻殿堂新人的婚姻理想。然而，如今人们却离这个理想越来越远。陈耕野老人说，是因为现代人的欲望越来越多了。
坎坷跨世纪，携侣度今昔。荣华富贵皆淡泊，知足悟至理……
这是苗莹、陈耕野两位老人在结婚65周年——超钻石婚庆典上，儿女们的献词。两位老人在1943年结婚，虽经过了诸多风雨坎坷，却一直相濡以沫，幸福地走到了现在。
在两人超钻石婚庆典的当天，同一家酒店里，另一对新人正在举行结婚典礼。
两位新人闻讯也赶到超钻石婚庆典给苗莹、陈耕野两位老人祝贺，同时也来沾沾喜气、取取经，希望自己也能像他们一样白头偕老。
死生契阔，与子相悦；执子之手，与子偕老。这大概是每一对初入婚姻殿堂新人的婚姻理想。然而，如今人们却离这个理想越来越远。陈耕野老人说，是因为现代人的欲望越来越多了。
然而，“荣华富贵皆淡泊，知足悟至理”，谈何容易？
佳偶天成
陈老喜欢照相，家中有一个很大的柜子，放的都是老相簿。一听说我们要看当年的结婚照，他马上乐呵呵地起身去拿，动作有如年轻人般轻巧敏捷。
翻开相簿第一页，是两位老人当年的结婚照，内中的黑白照片历经岁月依然清晰:他们当年举行了很前卫的西式婚礼，英俊潇洒的男子身着西装，年轻美丽的女子穿着一袭白色婚纱。“太英俊太美丽了！”这恐怕是所有看到这张照片人要发出的感叹吧。陈老的俊朗帅气，今天仍可寻觅。照片上的苗奶奶，娇贵矜持，又带着无邪和一点点紧张，未来面临的风雨坎坷，她当时可有想到？
有趣的是，照片上，新郎选择了白色的佩花。“那在当时可算是很罕见的了，人们还很保守，不会有新郎戴这么西式的白花。”中国人喜庆的时候，都会选择红色，白色是一种禁忌。陈老说，他没那么多禁忌，自己喜欢最重要。
继续往下翻相簿，零散的镜头串起了65年的岁月，也完整了他们的故事。
在将近70年前，吉林长春一个私人银行的老板相中了手下的一名职员，小伙子面若冠玉，眼如寒星。最主要的是，他工作踏实认真，人品亦非常可靠，是做女婿的良选。当年的小伙子便是陈耕野。老板的女儿苗小姐当时还在上中学，年龄尚小，但两家仍决定订婚在先，等苗家小姐毕业之后再成喜事。
苗小姐经常去银行里找父亲，两人早已认识了。两个人对婚事亦无反对，订婚之后，在苗小姐放假的时候，他们会一起去公园、看电影，这种习惯延续到结婚之后的许多年。老人说，他们当年没有现在的年轻人那么罗曼蒂克。老人不好意思说，他们之间那种不温不火的、历经了岁月的温情，陪伴他们走过了这么多年的风风雨雨。
苗小姐毕业之后，两家人立即举行了盛大的婚礼。在婚礼结束后，陈老对他的新婚太太说:“不管发生什么事情，我们永远不要离婚。”事隔65年之后，陈老依然记忆犹新。他说，这是对婚姻的一种责任和承诺。再跟我们说起的时候，语气仍然坚定。
在那样一个动荡的年代里，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他们无法预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