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拿出一笔钱放着不贷，以应不时之需。”民间借贷者也懂得现金为王                                     

 “我准备缓一缓了。”在一家五星级酒店的商务酒吧里，蒋先生（化名）对《中国企业家》说道。蒋是温州民间的高利贷放贷人。这天他正做着一笔生意。“你看，我今天就调动了2800万元。”他拿出手机，给记者看那一条接一条的短信，都是来自银行的通知，几点几分存入某某元。单笔存款从200万元到750万元不等。这可能是他近期少有的生意了。 

时刻盯着钱什么时候到账，这让他觉得很累，想休息了。比累更可怕的是不安感。“江龙集团出问题了。还是个上市公司呢。”他跟记者分享着种种出问题的大企业新闻。 

蒋在温州做高利贷已经很多年，客户也通常是规模上十亿、上百亿的大企业。那一个个突然倒闭的大企业传闻让他有些害怕。生怕哪天就落在自己头上。“这些倒掉的企业，不能说是高利贷害了他们。”蒋有些愤愤不平。几乎所有的媒体在报道倒下的大企业时，总不忘对高利贷抨击一番。“问题在于银行不给他们贷款了。”蒋分辩道。向蒋借款的企业，有一半以上都是借新还旧。银行借款快到期了，企业没有钱还，就向高利贷借大笔钱周转，还给银行后，又向银行借新更多的钱，然后将钱还给放贷者。银行不贷款了，就意味着这个生意链条中最重要的一环节断裂了。银行，则在怪蒋这类资金提供者，隐瞒了自己客户的资金链和经营困境问题。这个银行“断贷”潮中，蒋算幸运的。他只是受了很多惊怕，头一天，“心脏病还差点吓出来”，不过总算没有受到很大的损失。 

蒋的很多同行，有些已经受牵连而倒闭了。他放贷是以投资公司的名义进行的。他的很多同行是挂着担保公司的牌子。据蒋说，很多假担保公司都关门了，还有很多在打官司。蒋的手头也有场官司，起诉一个借款不还的客户。略去滚雪球的巨额放贷利息，对蒋来说，这笔损失在百万元以内，可以接受。这是一个不熟悉的客户，谨慎的他当时只贷出了60万元。 

生意只是放缓，做还是要做的。一笔上千万元的放贷，借给对方三到五天，蒋通常能赚个数万元不等。这是被成为毒品般暴利的行当。“只做关系很熟，很信任得过的老客户。”蒋说道。应对经济危机的另一举措则是：“要拿出一笔钱放着不贷，以应不时之需。”第三大举措是，除了对老客户不得已的“救命”外，减少借新还旧的业务，多做些帮大集团申请注册新公司，代缴注册资金的一条龙业务，尽量让资金安全收回，减少对银行贷款的依赖。这类业务，蒋过去做得比较少，因为“琐事比较多”。第四大调整是，“尽量动用自有资金。做比较小的单子。”过去，蒋做大单子多，往往一个电话，一天之内，就调来上千万资金。“一个借条都没有。就凭一个电话。”做这行凭的就是信用。蒋不想因为某些客户的不讲信用，而影响自己的信用。“不然，就等于断了生路。” 

这是放贷行业的现金为王法则吧。 

信用担保公司也同样在“过冬”。郭志超不是放贷人，他是温州市中投信用担保有限公司的董事长。他分享了自己的过冬心态，当断则断。对那些由自己担保的，出了资金链问题的企业，“能救的就救，不能救的就不要去救。”这有点像股市，该止亏抛售的就一定要舍得，别希冀“翻本”。郭担保的客户，都是创业1-3年的小企业为多，“这些发展期的企业，要扶3-5年就起来了，扶不起来的就倒下了。”这类企业还有一个特点，“一般不借款额都不大，一年最多也就几百万。”通常是郭志超做担保，帮这些企业去银行借钱。企业还不了，银行就得找担保公司了。同放高利贷者不同，信用担保公司更依赖的是企业的还债能力，而不是银行向企业继续放贷与否。企业抵押给郭的通常是固定资产。 

“我们很强调全过程、全人员的风险意识”，郭说道。他现在主要为知根知底的老客户担保，对不熟悉不了解的新客户是慎之又慎。在挑选企业时，郭对宏观环境，对企业所在的行业情况，企业的产品、原材料、销售、利润等了解得更加深入。有空闲的时候，郭也会去担保的公司那瞧瞧，跟企业主聊聊天，问问他们有哪些难题，能出主意的出点主意，能帮上忙的就帮忙。在做担保公司之前，郭曾经做过一家编织厂，也做过文化产业，多少有些做企业的经验，也经历过几次经济周期。他希望自己的经验能起一点点作用。彼此拥抱着取暖，共度难关。 

现在还没有任何官方的数据统计显示民间借贷规模收缩了多少。可以判断的是，在这一轮经济危机中，最惨的是那些没有信贷记录，或记录不良，又偏偏这次遭遇现金流问题的企业。在这个环境下，对民间借贷者来说，安全甚于赚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