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企业家精神是由两个元素构成的，一是自由的精神，二是创新的精神。在中国，哪块土地容易长企业家，只要看这两条就可以了

传统：从地缘系谱上找基因

王石跟我说过两次家谱的事儿。

一是关于取舍。1988年，万科股份制改造，王石放弃自己该得的40%股份。他说，“我查了家谱30多代，我祖籍是安徽，追溯到湖北、江西，全是农民出身。农民要突然有钱了干什么？三件事：修椅子坟、娶小老婆、赌博……”

二是关于传承。2004年深秋，我和王石在杭州对坐闲谈。王石问了我一个问题：“我的父亲是行政官员，我的母亲是锡伯族妇女，我也没有受过商业训练，那么，我以及我们这代人的企业家基因是从哪里继承的？”这是一个很难说清楚的问题，促成了我写《激荡三十年》、《跌荡一百年——中国企业1870-1977》的宏大企业史计划。

所谓传统，传是“传承”，统是“道统”。

说到中国企业家阶层的传统，就要从传承和道统分开来说：这个阶层是从哪里来的，因何具备了现在的特征，他们又有着怎样的价值观。系谱云云，关乎的是传承。

说到传承，又有两个梳理的方向，一是家族系谱，一是地缘系谱。

以我的观察，现在的企业家绝大多数没有家族传承。最主要的原因是，中国的企业家阶层曾经彻底断脉。1955年10月，毛泽东在《农业合作社的一场辩论和当前的阶级斗争》一文中明确提出要让资本主义马上“绝种”。他说，“我们的目的就是要使资本主义绝种，要使它在地球上绝种，变成历史的东西。”两个多月后，全国的私营工商企业全部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用当时的说法是，“跑步进入社会主义”。从那时到1978年，中国没有一家民营企业。状况的改变始于改革开放，从事私营工商活动的人，先是被称为个体户、万元户，到1987年才重新出现了“企业家”这个名词。

在1980年代，从事创业的人，绝大多数是社会边缘人士，如农民（鲁冠球）、城市失业人员（年广久）、大学落榜青年（刘永行兄弟）、复员军人（王石）、国营企业精简下岗工人，甚至刑满释放人员（牟其中）等等。他们无法进入稳定的国营企业、政府机关或军队，因而被“逼”上了发财的道路。1992年之后，开始有中底层的官员和不得志的知识分子下海（如自称为“92派”的陈东升、冯仑等人）。在互联网经济兴起后，则又有一大群知识青年创业。这些人全数是白手起家，而且在家族历史上，没有商业世家的传承。极少数的例外，如荣毅仁家族是一个仅见的偶然现象。

正因为这样的缘故，很多企业家在成就事业后，会问一个问题：我们这些人是从哪里来的？

这个问题很大，很复杂，但是又必须回答。

也许我们从地缘系谱上，可以发现一些蛛丝马迹。

上海为什么出不了“著名企业家”？

作为中国最大的工商业城市，三十年间，上海为什么没有出——哪怕一名全国闻名的企业家？这是一个很让上海人尴尬的话题。去年，上任不久的市委书记俞正声甚至出了一个题目是，上海为什么出不了马云？

自洋务运动以来，上海就成了中国最重要的商业重镇。当年李鸿章办的四大洋务企业，有三家放在这里——江南造船厂、轮船招商局和江南织造局。名号震天响的上海商人更是如过江之鲫，如办实业的荣宗敬兄弟、穆藕初，办金融的陈光甫、张公权，办航运的虞洽卿，办文化的张元济、史量才，办百货的郭乐、马应彪，当然还有从事黑色暴力产业的杜月笙、张啸林等人。可是，最近这三十年里，上海企业家似乎集体“沉默”。

“沉默”的原因与地缘经济有关。

其一，作为国营企业——特别是轻纺和轻工产业的重镇，在1990年代之前，上海一直被计划体制压得喘不过气来，人才、技术和市场被周边数以十万计的江浙小企业分割蚕食。自上海证券交易所恢复及浦东开发以来，上海迅速复兴，不过，它的特征却是政府强力主导，民营企业家仍然无大作为。

其二，上海自开埠以来，就成为航运、金融和制造业的中心，由于体量惊人，因而形成了以我为中心的“坐商模式”，百商汇流，坐地兴市，成为一种惯性思维。所以，上海企业家吸力足够，呼力不足，很少看到他们满头大汗地跑到穷乡僻壤去打市场的。在消费品领域，上海产品只能够在一级市场昙花一现，缺乏渗透力和亲和力，是上海企业的通病。

其三，以上海的区位优势，百年以来，最容易做大做强的产业分别是航运码头、金融、地产、文化和重化工业，而上述产业绝大多数仍是国有资本密集之地，所以，上海容易出大企业，却出不了大企业家。

上述的三个特征不改观，上海还是出不了荣宗敬或马云。

苏南：中国实业摇篮

改革开放以后，民营经济最活跃、声势闹得最大的地区是江苏南部的苏（苏州）锡（无锡）常（常州），费孝通先生将之总结为“苏南模式”。

自洋务运动以来，中国民营企业在两大民生产业拥有绝对的优势，一是棉纺业，一是面粉业，而苏南企业家则是这两大产业的绝对领先者。无锡的荣宗敬尝言，“中国人，有一半是吃我的，穿我的。”其言豪迈，百年后听来仍很向往。

苏南的兴盛有历史的渊源。自隋唐开通大运河之后，苏南一带就成为鱼米之乡，水稻种植非常高产，面粉业也因而繁荣。此外，这里的桑蚕产业一直十分发达，号称“衣被天下”。晚清洋务运动之后，英国和日本的缫丝织造技术引进中国，很快在这里生根。最早的民营织布厂就是由苏州人创办的，晚清状元、南通人张謇下海经商，办的就是丝织工厂，荣宗敬、荣德生兄弟创业，从事的也是这个产业。

苏南地区地杰人灵，民众性情温和，土地平坦，水网交织，便于交通运输，并且，与上海接邻，商流与人流均无比便捷，所以，是最理想的工商之地。这个地方的人脚踏实地，好办实业，百年以来，成为中国实业的摇篮。在民国时期的上海滩，最活跃的商人主要有两批，一是来自苏南的实业家，二是来自宁波的金融家，他们合在一起称为“江浙财团”，是国内势力最大的金钱力量。

即便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苏南一带的社队企业也没有完全消失。这些企业独立于国家计划体制之外，成为了一股很奇特的经济力量。在资产关系上，它们属于公社或生产大队集体所有，不过，它们的经营活动却操控在某些“能人”手中，这些人甚至还是公社或大队的领导。在1978年之后，随着消费市场被激活，城里的国营企业受体制约束始终无法展开手脚，这些天生地养的社队企业竟“意外”地成为了活跃市场和冲击计划体制的主流力量。这就是中国崛起的“草根秘密”。

“浙商”其实是两帮人

自明清以来，便有“商帮”的说法，晚清最显赫的是晋商和徽商，他们以从事金融流通和货物流通为主业。1978年至今，金融业一直没有开放，金融商业的智慧全无用武之地，所以，晋商“转型”成了煤老板，徽商则无迹可觅。

近三十年间，最出名的新晋商帮是浙商。在全国，浙江的民营企业成分最高，知名的企业家也最多。

事实上，如果从地缘来研究的话，浙商其实是由两帮人组成的，他们的禀性大有不同。

一帮人属于长三角流域，也就是浙江北部的杭（杭州）嘉（嘉兴）湖（湖州）和宁（宁波）绍（绍兴）地区，这些地区属于传统的鱼米之乡，近百年间，以上海为中心，与苏南的苏锡常为上海经济圈的两翼，其成长模式基本属于“苏南模式”的范畴。在早年的上海滩，企业家组织——上海总商会的会长长期由浙北人士担当。

另一帮人属于武夷山系流域，也就是浙江南部的温州和台州地区，这两个地方在历史上与闽北合为一个文化圈，是渔民文化。自古以来，因天远地偏、土地稀少，民众有下南洋和外出做小生意的传统，是四海为家的贸易一族。这些人对商机有天生的嗅觉，对任何产业和地域均无依恋，从未有扎根的念头，信仰“工不如商，商不如囤，囤不如倒”。近三十年来，温台商人先是以走私起家，形成了最早的小商品产销市场，成了最早出名的私人企业主集群，费孝通先生将之与“苏南模式”对比，称为“温州模式”。到1999年之后，完成原始积累的温台商人开始转战在各个领域中当炒家，从炒房到炒棉花、炒煤炭、炒小水库、炒小油田等等。

与其他地域的企业家相比，浙商有一显一隐两大特征：显性的一个是，他们的勤劳与守信，隐性的一个是他们的凶猛与好赌。近年以来，在国内股市的二级市场上，充当“涨停敢死队”的大概有一半是浙江人，而在更为凶险的期货市场上大赢大输的，也是他们。

在某种意义上，浙北帮在地缘上与苏南更亲密，而因为早年的“金融记忆”，他们除了善于实业经营之外，在资本市场上更为激进。浙南帮“好投机而轻实业”，与地理条件非常接近的广东潮汕商人有气质上的惊人类似。

粤商为什么动不动就“北伐”？

1990年代初，我常常去珠三角采访。无论在顺德或是中山，无论企业的大小，在几乎所有的总经理办公室里，都会看到一张中国地图。那些操着一口别扭普通话的年轻人动辄就站在地图前面挥斥方遒。

那时正是广东粮、珠江水北伐全中国的“龙兴时刻”。一直到今天，那里的企业家还是改不了动不动就北伐的喜好。

这样的气质当然又与地域系谱有关。

广东自1750年代之后，被乾隆帝定为“一口通商”之地，中国沿海只有在这里对外开放。朝廷设立“十三行”，也就是十三个国有贸易公司，粤海关抽税所得不入户部而属于内务府，为皇家的“小钱袋”。正因如此，广东形成了贸易全国的传统与格局，陶瓷、茶叶、丝绸及白银在这里源源流出，西洋奇巧之物及后来的鸦片也从这里源源流入，由市成城，因贸而工，珠三角一带的外向型工商传统因此而成。此外，广东还是买办阶层——现在我们称为“跨国公司的高级经理人”的萌芽地。据法国学者白吉尔计算，到1910年前后，全国有10万个买办，广东占了一半，这群人是第一批具备了全球化观念和现代公司理念的中国人。自晚清孙中山起事以来，广东一带就成了革命的发源地，“北伐”成了常态，这种精神竟也渗透到商业中来。

1978年之后，一向被视为台海前线的珠三角突然成了中国对外开放的前沿，主要原因有三：一是香港商人的进入，当时香港是全世界最大的成衣、玩具和塑料花制造基地，港商率先提出“三来一补”，内地的成本优势顿时被激发出来；二是大量逃港人员回来，成了第一批拥有原始资本的创业家；三是粤商的“北伐”传统仍然健在。于是，大量新潮的服装、食品开始倾销全国，最后在中国改革史上留下了一个响亮的记忆——“80年代，看广东”。

1999年后，在新兴起的地产热中，广东企业家不但成了第一批淘金者，更是率先走向全国进行开发的集群。

粤商喜欢外出征伐，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他们原本就来自五湖四海，说着南腔北调，天下原本就是他们的家。

青岛：孔孟后人的商业精神

在北方地缘中，最让人感兴趣的是山东青岛的企业家集群。海尔、海信、青岛啤酒、澳柯玛、青岛双星（董事长汪海是全国第一届优秀企业家），都是闻名全国的大企业。2000年，中央电视台评选第一届 年度经济人物，十个人中，青岛企业家就占了三席，分别是张瑞敏、周厚健和彭作义，这样的荣耀日后很少看见。

青岛企业家的身上积了历史的三层“地缘记忆”。

一是北方的豪迈之气。山东自古出大汉，吃大蒜，拉大车，唱大歌，长大个，一切都讲个大字，所以，山东容易出大企业家。

二是山东的好儒之风。邹鲁是儒家的发源地，这种气质很自然地渗透到商业的每一个方面，在内部管理上，特别容易形成“君君臣臣”的企业文化，对制造型企业尤为有利，在营销方面，山东人最善于制作打动人心的广告，能够把一切都说得天方地圆。

三是青岛的外向传统。此地为沿海城市，早年受德国、日本的半殖民统治，有独特的杂交文化，而且与日韩接近，成为产业梯级转移的最佳入让市场。与很多封闭、内敛的北方城市不同，青岛有开放的气质。

青岛企业家仿佛一群内外兼修、文武皆备的武士，在中国企业界独树一帜。

东北：黑土地为什么长不出大企业家？

在梳理中国百年企业史的时候，我会被这个问题所困扰：东三省，那么肥沃的黑土地，为什么没有长出几个大企业家？

说东北肥沃，不但是说土壤，而更是说经济。早在1920年代，张作霖、张学良父子治理东北的时候，就已经打下了一定的工业基础，沈阳的兵工厂是唯一能够自主制造飞机和卡车的大型军工企业，哈尔滨则是东北亚最大的国际大都市。据曲晓范在《近代东北城市的历史变迁》一书中的计算，1945年抗战结束时，全中国的工业总产值中，东北占85%，台湾占10%，连年内战的其他地区只占5%。东北工业规模不仅大于上海地区，甚至还超过日本本土，位居亚洲第一。

新中国建立后，东北仍是最主要的重工业基地。1959年，大庆油田被发现后，东北的重要性进一步凸现，因而有了“共和国长子”的称号。

但是，东北从来没有出过大企业家。

道理似乎在于：从1920年代开始，东北经济就是以国有化为特征的，国有投资、国有经营、国有垄断，需要自由空气的企业家精神当然就被窒息掉了。所以，东北有最具纪律性的产业工人，能够出王进喜这样的铁人典型，可是却出不了企业家。

这样的“土质”已经形成将近百年，很难在短时间内改变。1978年开始改革开放以来，东北国有企业生锈衰落，民间商业缺乏基因，昔日的优势陡然变成了“包袱”，因而造成经济长期徘徊不前。

用熊彼特和德鲁克的说法，所谓企业家精神是由两个元素构成的，一是自由的精神，二是创新的精神。在中国，哪块土地容易长企业家，只要看这两条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