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去精取粗”（少一些大鱼大肉，多吃一些野菜粗粮）渐已成为日常习惯。

　　我每天早晨起来，总是到公园跑一跑。多数时候是从楼下快步走到公园，在公园里跑上三圈，然后从公园出来到早市买上豆浆、玉米饼也或是小米煎饼、荞面饹饹饾之类，根据主食的不同再搭配一些小白菜、萝卜菜等。这样的早餐简单、实惠、男女均可，老幼皆宜。

　　同事的爱人下岗后，专门在这里公园门口烙玉米饼，据说每月也有一千大几的进项。我们偶尔唠起来的时候她很是满足：“我这一年下来要比在单位赚得多的多了，再也不用煞费苦心的去打理（人际）关系，再也不用去看领导甩脸子。你不知道，我们的领导就和个丧门星似的，天天的你就根本看不到笑脸。哈哈哈……”她笑得无遮无拦。有人过来买玉米饼，她包了饼收好钱又回过头来和我说：“其实你不知道，更主要的是时间宽松自由。今天想出摊儿了我就出了，不想出了我就去诳街。高兴了我就早来晚走，不高兴了我就迟到早退，哈哈哈……。”尽管风吹日晒，我并没见她比过去显老，而且比原来还爱笑。她的笑一尘不染。听了之后就有一种在三伏天里且非常干渴的时候喝了一口刚从冰箱里拿出来的王老吉一样，透彻心肺。

　　日复一日，年又一年，我在平淡而理所当然的重复着自己的昨天。突然有一天，她在我买了玉米饼之后拦住我说：“成哥，我的生意最近可不好，上个月纯收入还不到一千呢。我知道你脑子灵，帮我找找毛病呗。”她咧咧嘴，终是没有笑出声儿来。我突然意识到，真的是有些日子没听到她的“哈哈”了。

　　我说：“你家老刘也算是名记（者）了，怎么不让他给你拿个主意呢？”

　　“就他？我这儿卖玉米饼都不知道给他丢多大的脸了，还给我拿主意？做梦吧！”

　　“哦，是这样。那你觉得问题出在哪了呢？”

　　“不知道。什么都没变啊？还和过去一样的。一样一样的。什么都没变。就是不赚钱了。”她若有所思：“也有变化，我把糖精改加白糖了。但我价格没变啊？这对吃玉饼的人来说是好事儿啊？怎么顾客就越来越少了呢？”

　　“好吧，我调查一下。你给我一周时间。别着急啊！做买卖就这样的，有赚就有赔。话又说回来了，你还没赔钱，只是少赚了一点儿而已。”

　　“说起来是这么个理儿，现在最少的时候也还比刚一开始干的时候赚得多。就是心里不是个滋味，怪怪的。人们就这么不识好儿吗？我的糖精可是换成白糖了呀！”

　　“不会的，绝对不会的。你给我点儿时间。”

　　接下来的一周里我没有再去买同事爱人的玉米饼。但是我每天都要远远的观察。我相信“存在就是合理的”。同时我还相信：“顾客永远都是对的”这句话。

　　一天、两天，三天、五天，我就这么远远的看着。而且是近似于隐蔽的看着，目的是不去影响她的“日常”。我能看到她的加热、翻饼、起锅，我也能看到她的四顾、焦虑、无奈。离她不远处的又一家买玉米饼的小摊儿（早就有了的）依旧是红火，甚至在人们从公园走出的一瞬间还要排起长队来。有人等不急就又走开了，说不定也如我从前一样去买小米煎饼或荞面饹饹饾去了吧？

　　突然有一天我眼前一亮，我的一位同事到她的小摊儿前说了几句话后，径直向着旁边的小摊走去了。表情很明显，问了价格就走了。我预感到问题出现了。

　　等我的同事买了玉米饼急匆匆的往家赶的时候，我三步并做两步的跟了上去：

　　“晨练啊？”

　　“哦。成哥啊。自打离开报社真是不容易见你了。也不回娘家看一看啊？”

　　一边走着一边寒暄，突然我就问他：“你怎么不在老刘爱人的摊子上买玉米饼啊？”

　　“哪个老刘啊？”

　　“报社老刘啊！”

　　“我不认识她。”

　　“哦。我见你问完价就走了。在旁边的小摊儿上买的。”

　　“是的。她的六毛一个，旁边的五毛一个。”

　　“哇塞，一毛钱的账你也算啊？要知道她的玉米饼比你买的大好多呢。”

　　“知道，不过我的手里就一块钱零钱儿了。”

　　“你跟她说啊，五毛钱她也给你的。我每次买她都是五毛钱给我的。”

　　“我不知道是老刘爱人啊？再说了，知道了也不能那么做啊，好像是故意拣那两毛钱便宜似的。”

　　“你买的玉米饼是加糖精的，老刘爱人做的是加白糖的。”

　　“是吗？这还真是不知道。”

　　经过六天的调研，我给老刘爱人提出了三条改进意见：

　　一、玉米面饼要减小份量；

　　二、价格要调整到5角钱一个；

　　三、用小牌子写上：酸甜（发面加白糖）玉米饼，5角一个。

　　交换意见时，她又补充了一条：烙一些一元钱三个的小饼儿。

　　我觉得这条改进意见很有价值。只是增加了工作量。她说：“也费不大事儿，稍稍零碎（指制作程序）了点儿。”

　　日子亘古不变，我依旧是每天早晨起来到公园跑三圈儿。老刘爱人的小摊儿前买玉米饼的人日渐增多，偶尔也有排起长队的时候。时不时地又传来“哈哈哈……”的笑。

　　那笑声听起来和从前一样，朗朗的，无遮无拦，透彻心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