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评家南方朔今天在联合报撰文说，最近，奢侈产业专家谢瓦利埃（Michel Chevalier）及复旦大学教授卢晓合着了《奢侈中国：市场机会和潜力》一书。

　　该书指出，目前全球奢侈品市场年达二六五○亿美元，中国约一五○亿，加上港澳台为二七○亿。按目前年成长百分之卅的速度，到二○一五年单单大陆即占全球百分之十五，加上港澳台，则可能占全球四分之一。而这里还不包括豪华汽车、私人飞机游艇、豪宅及奢侈饮食在内。

　　因此，华人地区的奢侈市场实在让人一则以喜，一则以惧。喜的是华人地区的花钱手笔愈来愈大，这多少都是一种富裕的象征；而惧的则是大陆人均年所得三千美元，庞大的奢侈消费从何而来？而港澳台则富者愈富，贫者日贫。奢侈市场的日益蓬勃发展，虽然有钱人可以振振有辞的说“大爷老娘有钱怎么样”，但对升斗小民，它又会造成什么样的社会观感？毕竟奢侈市场的蓬勃，它本质上即对照出了所得分配的日益悬殊不平和赋税政策可能出了极大的偏差。

　　其实，有关奢侈问题从来就是个经济学和道德政治学上的难题，支持和反对的都各有其理由。而万变不离其宗，只要一谈经济问题，就必须而且必然要追溯到“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而谈奢侈，亚当斯密的确也最能掌握到支持及反对的中间点。

　　首先，在《国富论》里，亚当斯密只有一次提到“所有生产之唯一目的乃是消费”这样的字句，但消费在他的思想里所占的份量有限。他和多数人一样，都把生活必需品和奢侈品分开。尽管他也知道这种划分必不准确，会随着财富的多寡而弹性调整。但尽管如此，在讲到奢侈的概念时，他还是视之为“奇技淫巧”的东西而非议之。正是对奢侈不以为然，他在《国富论》出版的后一年出任苏格兰海关专员时，遂将自己的高档进口衣服烧掉。

　　亚当斯密的时代，经济学乃人类价值体系的一环，他自己也是教伦理学出身，对奢侈问题难免有道德判断与经济判断间的左右为难。但这种困境，他后来在《道德情操论》终于找到了中间点！

　　———他认为高档社会的奢侈，乃是一种“习惯与偏见”，而非“经由理性与自然而产生”，这是“无法经由教育改变的乖僻”，奢侈会破坏人们的自然美感和“行为适度的概念”（notion of propriety）。由此我们已可看出，亚当斯密乃是把奢侈看成是一种人们追求“好奇”的行为。

　　———他最后创发出一个具有弹性的“适当”（Fitness）做为规范及判断奢侈的标准。所谓“适当”，指的是方法与目的要能配合，要有较大的艺术精巧成份。由于他自己参与苏格兰“格拉斯哥设计艺术学校”的校务，对美有一定的视野，遂用美的想像来替奢侈做为补充，来弥补奢侈的炫奇斗富。尽管这种观念也不太精确，但他说的“适当”，却无疑的极有规范上意义。

　　当今华人社会争奇斗富的奢侈风气大盛，我不知道那些奢侈追随者在追求“昂贵”的行为里有多少“高贵”的成份，只是想到在这样的时刻，亚当斯密的“适当”概念其实是有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