扩内需，促消费，最根本的还得看老百姓的“钱袋子”有多鼓。

　　近日，人民日报撰稿，晒出了不同行业的民众收入状况。令人担忧的是，在收入提高的同时，百姓手头的“闲钱”并不见长。

　　淮北打工者一提起物价和孩子的学费就叹气；看天吃饭的富锦种粮大户最担心的就是腰包没“底儿”；重庆的白领望着涨幅减少的薪水单说，无薪假期倒是增加了；沈阳工程学院的田老师在期待事业单位工资改革尽快到位……“现在的收入仅能满足基本生活需求，家里没点储蓄总不行吧。”田老师的一句话道出了老百姓的心声。

　　在扩大内需依然紧迫的情况下，仅仅依靠政府陆续出台的刺激政策已不可持续，真正制约着百姓消费能力的正是那并不太鼓的“钱袋子”。如何让普通劳动者“劳有所得”、“干有所值”，让“消费”这架马车动力十足？《每日经济新闻》邀请了3位专家，为您详细解析。

　　谈收入

　　虽然不同的统计方法得出的数据不尽相同，但是劳动报酬率（居民收入/GDP）逐年下降的趋势是毋庸置疑的。普通劳动者收入确实提高得不够快。

　　谈分配

　　我们现在拉大了的收入差距，是由分配制度的不合理造成的。高收入阶层的收入应通过税收等规范手段适当调低；低收入阶层收入的不足应通过社会救济、社会保障措施填补。

　　收入逐年差距拉大

　　NBD：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度，我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同比增长9.3%，而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增速则达到15.3%。可见，虽然收入增长了，但依旧赶不上消费额的增速。

　　狄煌：这并不奇怪，因为消费额不仅指居民的消费部分，还包括集团消费，再加上今年像“以旧换新”、“家电下乡”这样刺激消费的政策力度不小，在利好政策下释放出一些以前没有实现的消费需求，而实际居民支出肯定小于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但排除这些因素，普通老百姓的确感觉到支出的增长比收入快，风险和压力在增大。同时，环境和未来的诸多不确定因素都决定了百姓还不敢轻易减少储蓄率。如医疗卫生、教育等方面的负担较重，房价的过度增长，这都无助于储蓄率的降低。

　　NBD：据了解，从1988年至2007年，收入最高10%人群和收入最低10%人群的收入差距，从7.3倍上升到23倍。城乡居民不同群体之间的收入差距问题多年来一直备受关注，但未见缩小，反而不断拉大，这是为什么？

　　贺铿：是的，部门之间、行业之间和个人之间都拉开了差距。这种情况政府是知道的，但我也不明白为什么政府解决不了。而且相关管理部门到现在为止，也没拿出硬措施，譬如国企老总都归中组部管理，年薪是完全可以划出上限的。另一方面，我认为应该大幅提高最低工资标准。

　　狄煌：这不是一时半会能改善的。90年代中后期开始，尤其是进入21世纪后，垄断行业的问题日益凸显，随着它们越做越强，和一般行业的收入差距自然越来越大。

　　NBD：没错。在一些垄断企业里，普通职工的年薪是社会一般劳动者的数倍。我们也听说过，存在垄断性大型国有企业在亏损时向国家要钱，盈利时则占为己有的现象。相反，中央财政很少能进入民营经济体系。

　　贾康：政府将投资更多地偏向公共基础建设和一些大型国有企业，这是不可避免的。但后期对支持民营企业，特别是小企业的机制要快速跟上。一旦跟不上，挤出效应就会抬头。所以，如何消除垄断、消除门槛，推进民营企业制度创新等都应有待考虑。

　　此外，一些观念也需要改变。政府大包大揽一些重点工程是不合适的。在4万亿经济刺激计划之初，本考虑让一些民营企业加入，而且当时各地方政府都表示欢迎。但当4万亿扩张性财政政策宣布后，很多官员变脸了，这与我们的政策初衷是背道而驰的。政府花钱应该不与民争利，应花在能引导民间资本的开销上，这样形成的政策合力，才能把政府的资金投放放大，企业和居民收入才能水涨船高。

　　普通劳动者收入提高不够快

　　NBD：近30年来，我国居民消费扣除价格因素后年平均增长8.8%，但于同期GDP9.8%的速度比，仍相对滞后。统计局的数据也显示，2008年中国居民消费率（居民消费/GDP）是35.3%，仅为美国的一半，甚至低于印度。人民日报认为，是“干得多，挣得少”制约了百姓消费能力和生活质量的提高。几位专家怎么看这个问题？

　　狄煌：虽然不同的统计方法得出的数据不尽相同，但是劳动报酬率（居民收入/GDP）逐年下降的趋势是毋庸置疑的。一方面，整体分配总量不足以使内需扩大，另一方面，从结构上讲，分配差距过大的现象也没有扭转，这些都是制约消费的因素。普通劳动者收入确实提高得不够快。

　　贺铿：从初次分配结果看，过度依靠基本建设投资增长来支撑经济增长，严重影响了资本形成率与最终消费率的客观比例关系，这一结果是相当不合理的。居民消费率低，是因为劳动报酬率低。现在为什么内需不足？就是因为居民的收入分配不平衡，没钱消费。

　　NBD：财政收入每年都在递增，其幅度与工薪阶层的收入增长几乎没有可比性。如果老百姓手头没多少钱可以用来消费，那么出台再多的刺激政策也只能是事倍功半，政府和企业应该如何让利于百姓？

　　贾康：有一种观点认为，政府收入所占份额的提高是一种恢复性增长，而且现在的占比与国际上相比也不算太高。但近年来，企业的比重为什么一路走高？特别是大型企业，带来了资源收入的急剧上升，却没有纳入公共收入这个大盘子，这是很严重的问题。

　　狄煌：我认为，有一种情况会迫使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加快，就是当外需已不足以支持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使得“扩大内需”成为唯一的出路。目前看来，虽然出口情况逐季好转，但仍未恢复到危机前的水平，要保持消费需求的可持续性，就迫切需要提高普通劳动者收入水平。

　　如何调整收入分配结构

　　NBD：不少人呼吁，为了减少收入差距，应提高个人收入所得税的起征点。除此之外，今后还应如何调整收入分配结构？

　　狄煌：提高个人收入所得税的起征点，将有利于中低收入群体实际收入的提高，我很赞同。收入和物价年年变，所以起征点不应该长时间固定，应该建立一个以物价指数为主要依据的调整机制。

　　目前劳动者工资增长赶不上企业利润增长已成了一个普遍现象，这就涉及工资决定机制的问题。现在劳动者报酬基本由资方说了算，应该建立一个平等协商的机制，由劳资双方共决。

　　贾康：我们现在拉大了的收入差距，是由分配制度的不合理造成的。高收入阶层的收入应通过税收等规范手段适当调低；低收入阶层收入的不足应通过社会救济、社会保障措施填补。

　　对高收入阶层的调整，我一向建议，用个人所得税等税收杠杆来调节，并在适当的时候开征不动产税、遗产税、赠予税。此外，大力加强高收入群体的个人所得税征管，要使他们的收入和财富得到必要的再分配调节。

　　政府的职责是取消特权、打破垄断、保护公民权利，让社会成员之间实现公开、公平竞争，逐步使社会中等收入群体壮大起来，形成“两头小、中间大”的橄榄型社会结构。

　　NBD：目前，收入分配制度创新是否到了关键时刻？

　　贾康：制度创新很重要。我打个比方，在一些城镇，城市管理部门把社区的摊贩都轰跑了。其实，这不是正常的思维。实际上，小商人形式是草根层面的自救，创造就业机会的，而这些都关系到收入分配。只从社会秩序层面看问题，就忽视了就业与收入问题。

　　NBD：发改委早在2006年就已初步拟定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的意见，几年来多次组织讨论、修订，但依然未见大的调整方案。

　　狄煌：在短期内迅速调整到位是不太可能的。好在我们已经认识到分配格局不合理的现状，也意识到必须进行调整，这将会是一个陆续的，渐进的过程。

　　贾康：我认为，“十二五”期间，在调整收入分配的过程中，政府的责任非常重要。如何调整，核心是公平。一是从权利公平、起点公平、过程公平的角度来看，政府的责任是制定合理的法律制度和规则；二是从结果公平的角度来看，政府应通过再分配手段抑制、缓解收入悬殊。

　　NBD：我们注意到，近期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已经传递出经济政策的新信号，调结构和保民生在“五个更加注重”中占据了两个席位。

　　在大部分百姓收入来源都是劳动收入的情况下，我们相信，把分配机构调整好了，民生问题也随之解决了一半，老百姓的钱袋子鼓起来了，消费的马车自然也欢腾起来。

　　再次谢谢各位嘉宾！

　　访谈记者

　　每日经济新闻：何珺 徐奎松

　　访谈嘉宾

　　贺铿 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贾康 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狄煌 人社部劳动工资研究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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