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全球经济摆脱金融危机的真正“突破口”，就是各个经济体要尽快寻找到“新增长点”。当前，中国政府也正在积极地通过 “区域经济”和“战略性新兴产业”相结合的发展战略，来探索“新增长点”，以此推动经济结构调整的步伐，进而彻底改变危机前中国经济对外依存的增长方式。到最近，已有8大经济圈划定，而13个区域发展规划又相继上升为国家战略。显然，这样的发展战略在改变危机前的增长模式所带来的负面效应上，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首先，过去渐进式改革开放的做法，虽然谱写了一曲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凯歌，让人口庞大的中国社会在“农民工进城”和“外资引进”的有机结合过程中，发挥出了出口产品的国际竞争力，从而使中国大众靠这种社会财富的不断积累方式，解决了不少问题；但是，在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同时，也留下了沿海城市和内地城市之间发展失衡，行业、城乡、劳资之间收入差距扩大等问题。因此，现在通过城镇化、工业化的区域经济发展战略来增加就业机会和提高收入水平，就是对以往的增长方式所做的制度修正，对地区发展的“不平衡”状态做“结构调整”。

　　第二，配合区域经济发展的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制定，是为了改变过去区域发展同质化。危机前，有些地方政府为了解决就业、增加税收，不顾当地资源条件、比较优势和长期发展所需要的可持续投资环境等问题，争先恐后地招商引资或透支偿付能力大搞“形象工程”，结果是在高能耗、高污染、低附加价值的生产方式中，所隐藏的财富创造“代价”问题和收入分配扭曲问题被严重低估了。危机后，这种问题又以新一轮同质化“铁公基”项目投资扩张以及由此引起的地方债膨胀的形式出现了。为了摆脱这种“好大喜功”的低效率投资行为，充分调动各地经济发展的活力，中央政府开始兼顾各地的区域优势特征，制定出一系列有利于各地可持续发展的新兴产业，并相应推出有利于产业集群、城市集群的优惠政策。

　　第三，过去有些地方政府本位主义思想严重，全局平衡发展的意识淡薄，结果造成各地政府竞相比拼，GDP上去了，但是重复建设、互不配合也造成了严重的资源浪费。现在通过推行“区域经济”和“新兴产业”的发展战略，就是力图充分发挥各地的比较优势，形成有效的合作与分工机制，降低不必要的同质化生产和重复建设。为此，对地方政府行政绩效的考核，应该从过去单纯的GDP总量考核，改变成对同一个区域内人均收入的差距、公共服务的均等化这类经济和谐发展质量指标的考核。

　　当我们想达到这些目的时，一定不能忽视中国经济所处的发展阶段，一定要对参与这场新战略的各方利益群体赋予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一定不能跳跃为保证这一新战略有序健康地发展而需要做的准备阶段（渐进式改革的特点）。否则，今天我们对新增长点的探索和经济活力的培育，将会以另一种形式的资源浪费或者出现更严重的滥用职权和贪污腐败行为，而把已经积累得越来越严重的矛盾留给了未来。

　　比如，如果今天一些地方政府不充分调动当地有限的资源，那么，区域之间的比较优势就可能没有明显到需要那么多城市群同时去大力发展“城市化经济”的地步。千万要避免有些地方政府不顾自身的发展条件、为争夺国家有限的经济资源，而巧立区域规划的名义这类破坏效率的行为。否则，很容易人为地造成一些原本有活力的城市，因为出现“农民工荒”而不得不接二连三地涨工资的现象，进而导致相当一部分受到利润打压的产业资本，慢慢地转向追求短期财富效应的金融资本，给国家的宏观调控政策带来了不可低估的影响。

　　另外，没有很好地设计长远规划的地方政府，很容易随大流搞“形象工程”，最终会将宝贵的资源挪为它用，无法实现原先精心设计的目标。最近，我在地方调研时注意到，很多地方不管自己的人力资本和投资条件是否具备，都在大搞新能源产业，后来才意识到很多从国外转移来的新能源产品制造环节，实际上在生产过程中比传统行业还要耗能。而且，各个地区为了争夺这样的订单，不得不对外商拼命让利来排除和自己竞争的其他国内企业，从而造成的结果就和其他加工贸易行业的情况一样，只能得到很低的附加价值。这样的产业升级是徒有虚名的。

　　总之，今天我们在探索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方式和增长新动力时，应该在制度上支持劳动力从资本匮乏的地区流向资本较为密集的地区；也应该打破行政的垄断，鼓励有竞争力的民企进行跨区域、跨行业的投资和并购行为，从而增强区域经济发展的市场活力；更应该为有条件的企业的产业升级提供必要的信息服务和提高行政审批效率；也更应该尊重和支持一部分地区的企业家，根据自己的比较优势继续做出口立业的战略，而不能不顾地区发展的阶段特征，去千篇一律地搞形式上的、不可持续的、缺乏竞争力的产业升级或结构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