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内在逻辑上讲，中国金融改革遵循着“机构改革→市场改革→制度改革”这样一种特殊路径。这鲜明地表现出中国改革的特点，即它是一个渐进式的过程。这几乎与麦金农提出的关于经济市场化“先国内后国际，先简单后复杂”的次序不谋而合。所以说，中国金融改革的路径安排不是内生的，完全是外力推动的结果：先是国企改革推动了金融机构改革，然后金融机构改革推动了金融市场改革，而金融市场改革又推动了金融法制与监管的完善。而国际化要求同时又推动了机构、市场与制度的改革。基于这样的逻辑，中国金融改革存在横向与纵向两个维度。

　　就横向维度而言，金融改革主要包括机构改革、市场改革、制度改革三个方面，三者之间存在层层递进的关系，也有自成体系的独立性。机构改革不仅包括已有金融机构的商业化转型，也包括新金融机构不断组建。中国金融改革从机构改革开始，而且一直表现为“机构改革主导型”的特征。这与我国整体金融发展水平有关，也与我国长期以来银行占主导的金融体系有关。金融市场不仅包括货币市场、资本市场，也包括期货市场、黄金市场等。资本市场又包括主板市场、创业板市场及场外市场等，是个全方位多层次的结构。金融市场改革因此基本上是增量改革。金融制度改革不仅包括推出各项金融立法，也包括金融机构经营模式、金融监管体制的转型，同时还涉及利率市场化、汇率自由化等等。

　　就金融改革的第二个维度而言，是日益向纵深方向发展，其间经历三个关键性的阶段。笔者作这样的区分，是因为1994年与2001年分别是我国金融改革取得重大突破的两年，因此可将1979年至1994年视为第一阶段，那时主要以机构改革与市场改革为主导，主要表现为从“大一统”的银行单一格局向多元化的金融机构体系转变，由变单一的银行融资为直接融资、间接融资同时并存的局面。第二阶段为1994年至2001年，主要以制度改革为主导，具体表现为人民币汇率体制改革及金融立法的不断完善。金融机构、金融市场的结构日益多元化，融资结构和金融资产也日益多元化。第三阶段为2001年至今，金融改革日益往国际化方向发展。2001年加入WTO，对金融改革国际化方向发展也带来极大推动。2006年我国取消了对外资银行的一切非审慎性市场准入限制，全面开放人民币业务。另外证券市场开始进入国际化的发展时期，2002年QFII、QDII两项制度相继推出。2005年人民币实行汇改。2009年启动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业务，这意味着人民币国际化也跨出重要一步。

　　金融改革的两个维度相互交叉，相互融合。从以上的总结我们可以看出，中国的金融改革不仅有自己的创新，但主要是对西方的学习、参照和吸收。作为政府主导型的一场强制性制度变迁，金融改革必定需要有先验性的理论作为其指导，而这首先得益于我国对外开放度不断加大，这样国外的先进理念能够被大量吸收，并成功移植到中国金融改革的众多试验中。与此同时，考虑到中国的特殊国情，中国金融改革仍然不得不在“摸着石头中过河”。因此，中国金融改革是“演绎式决策”（以国外成功经验或经典理论为依据）与“归纳式决策”（以事实或特殊国情为依据）共同作用的结果。相比之下，“演绎式决策”起到更为主导的作用。这一点，我们可以找到很多证据，比如各类金融工具创新，其实大多参照国外的实例。再比如推出大量金融机构、颁布及修订各项金融法律、利率市场化与外汇体制改革、以及金融机构与金融市场的国际化方向改革等，也都是向西方学习的结果。我国金融改革诸多地方，理论远远落在实践后面。

　　中国金融改革的这种演绎式特征，集中地可以从30年来人们对“金融”一词的认识、或者金融学教育的演变体现出来。传统的《货币银行学》教材中，人们将“金融”的功能仅仅停留在“资金融通”。与此相对应，在1979年之前，国人总是将金融简单地归之于为企业发展提供融资服务（甚至仅仅是出纳，比如 建设银行本来就是财政部下属的一家机构）。但现在的《金融学》教材中，国人已认识到了“金融”不仅是价值保值、增值的工具，也是风险分散、价值承担的契约，甚至也是人类获得更大自由的一种有效制度。说实话，汉语的“金融”与英语的“Finance”，其实有很大不同，这种不同似乎正好说明了中西金融发展水平的差距。然而，随着国人对金融一词理解的不断深化，中国金融改革也正在逐步实现从“动员性金融”向“资源配置性金融”、乃至“社会服务型金融”的转型。可以预期，未来10年内，中国金融改革必定会在金融机构、金融结构以及金融管制等三方面有较大变化。中国金融体制将进入一个质的提升阶段，但同时这也将是改革最困难的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