邬达克到上海这个新兴都市的最初计划是赚点钱,然后回家。然而,他感觉在克利洋行的忙碌工作很有意思,并很快得到了晋升。克利洋行建造了很多学校、写字楼、私宅和商业建筑,同时获得不少设计奖项。邬达克特别喜欢自己设计的上海花旗总会(American Club)大楼,那是中美商会(American Chamber of Commerce)和拉萨尔函授大学(LaSalle Extension University)的办公场所。多年后,它一度成为上海高级人民法院的所在地。这个盒子一样的八层建筑外墙上贴有深棕色的墙砖,这种装饰手法在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变得十分流行。该建筑深具美国乔治亚复兴式风格(American Georgian Revival)的特点,每层楼上都有对称的连排窗户。在顶层,邬达克设计了一排白色大理石的帕拉弟奥式(Palladian)拱窗,形成一个装饰性的骑楼。
邬达克决定在上海住下去,他娶了一个在上海出生的德国商人的女儿吉赛拉(Gizella)为妻,并创建了自己的公司。他为外国人设计住宅和办公楼,而且越来越多的中国商人和政客也成为其客户。
有一半英国血统的何东爵士(Sir Robert Ho Tung),一个商业王国横跨上海和香港的实业巨头,请邬达克设计他在上海的私宅。这栋建筑物有一个面冲南的门廊,矗立着威严的希腊爱奥尼亚(Ionic)立柱,此外还有半露方柱,法式窗户和带铁扶手的小阳台,庭院是一个曲径通幽的假山园林。整个院落实现了完美的中西合璧。后来,何东爵士的这栋私宅成为上海辞书出版社的所在地。
邬达克来到上海时,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这个城市渴望变化,而邬达克也想顺应这种变化,”沃尔女士说,“他希望以一种全新的设计理念来建造一个全新的世界。”
沃尔认为,1927年是邬达克的一个事业转折点;当时他去美国采风,其建筑设计风格也随之发生变化。当邬达克从加州、芝加哥和纽约回来时,笔记本上画满了素描,满脑子都是各种新的想法。
“他的风格开始从古典主义转向装饰艺术和现代主义。”沃尔说道。
邬达克设计的上海国际饭店
后来,邬达克承认自己在设计上海国际饭店时,受到纽约暖炉大楼(American Radiator Building)的影响。那栋大楼建于1924年,现在叫做美国标准大厦(American Standard Building),是布莱恩公园酒店(Bryant Park Hotel)的所在地。上海国际饭店还运用了很多当时的尖端技术,如洗碗机以及纵贯整栋大楼的奥的斯(Otis)电梯等。
沃尔说,当时的上海建筑物一般都在泥地上打松木桩作为地基。“而在上海国际饭店这个项目上,”她说,“邬达克提出一种全新的薄钢板堆垛系统,从而避免出现外滩沿岸建筑发生的地陷问题。”
由于中国内战的加剧,邬达克于1947年离开上海,先去了意大利,后来前往美国加州,1958年在那里去世。1949年,中共解放了中国;此后数十年间,邬达克在“老上海”的建筑作品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