邬达克到上海这个新兴都市的最初计划是赚点钱，然后回家。然而，他感觉在克利洋行的忙碌工作很有意思，并很快得到了晋升。克利洋行建造了很多学校、写字楼、私宅和商业建筑，同时获得不少设计奖项。邬达克特别喜欢自己设计的上海花旗总会(American Club)大楼，那是中美商会(American Chamber of Commerce)和拉萨尔函授大学(LaSalle Extension University)的办公场所。多年后，它一度成为上海高级人民法院的所在地。这个盒子一样的八层建筑外墙上贴有深棕色的墙砖，这种装饰手法在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变得十分流行。该建筑深具美国乔治亚复兴式风格(American Georgian Revival)的特点，每层楼上都有对称的连排窗户。在顶层，邬达克设计了一排白色大理石的帕拉弟奥式(Palladian)拱窗，形成一个装饰性的骑楼。
邬达克决定在上海住下去，他娶了一个在上海出生的德国商人的女儿吉赛拉(Gizella)为妻，并创建了自己的公司。他为外国人设计住宅和办公楼，而且越来越多的中国商人和政客也成为其客户。
有一半英国血统的何东爵士(Sir Robert Ho Tung)，一个商业王国横跨上海和香港的实业巨头，请邬达克设计他在上海的私宅。这栋建筑物有一个面冲南的门廊，矗立着威严的希腊爱奥尼亚(Ionic)立柱，此外还有半露方柱，法式窗户和带铁扶手的小阳台，庭院是一个曲径通幽的假山园林。整个院落实现了完美的中西合璧。后来，何东爵士的这栋私宅成为上海辞书出版社的所在地。
邬达克来到上海时，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这个城市渴望变化，而邬达克也想顺应这种变化，”沃尔女士说，“他希望以一种全新的设计理念来建造一个全新的世界。”
沃尔认为，1927年是邬达克的一个事业转折点；当时他去美国采风，其建筑设计风格也随之发生变化。当邬达克从加州、芝加哥和纽约回来时，笔记本上画满了素描，满脑子都是各种新的想法。
“他的风格开始从古典主义转向装饰艺术和现代主义。”沃尔说道。
邬达克设计的上海国际饭店
后来，邬达克承认自己在设计上海国际饭店时，受到纽约暖炉大楼(American Radiator Building)的影响。那栋大楼建于1924年，现在叫做美国标准大厦(American Standard Building)，是布莱恩公园酒店(Bryant Park Hotel)的所在地。上海国际饭店还运用了很多当时的尖端技术，如洗碗机以及纵贯整栋大楼的奥的斯(Otis)电梯等。
沃尔说，当时的上海建筑物一般都在泥地上打松木桩作为地基。“而在上海国际饭店这个项目上，”她说，“邬达克提出一种全新的薄钢板堆垛系统，从而避免出现外滩沿岸建筑发生的地陷问题。”
由于中国内战的加剧，邬达克于1947年离开上海，先去了意大利，后来前往美国加州，1958年在那里去世。1949年，中共解放了中国；此后数十年间，邬达克在“老上海”的建筑作品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