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约20年前，许多在中国名牌大学就读的上进学生都应大势所趋加入共产党，肖知兴也不例外。

2004年荣获INSEAD组织行为学博士学位的肖知兴现任中国中欧国际工商学院（上海）管理学副教授。在此期间，他凭敏锐的目光和思维指出了中国存在的各种体制矛盾、难题以及中国体制二分法的弊端。

他说，中国已成为全球最大经济体之一，但“政治体制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滞后：一方面存在表面上的市场经济；另一方面，共产党领导的强势政府拥有绝对的决策权。”

肖知兴在体制内的职业前景早在他加入诺基亚（中国）投资公司之时就算是告一段落了 。令他引以为豪的是他是第一个毕业于INSEAD博士生课程的中国人。“我不是第一个来自中国的博士生，却是第一个来自中国的博士毕业生。”

肖知兴在当学生时就没有闲着，他在INSEAD攻读博士学位的五年期间就开始着手写书。他跟家乡的朋友说：“我生活在法国森林地带一个美国殖民地。”毕业后，尽管接到国外多个报酬丰厚的演讲邀约，他毅然带着所学到的美国和欧洲商业管理模式立即回到中国。回国后，他对商业教育领域里的“美国霸权”提出严肃质疑。

他近日在INSEAD欧洲校园枫丹白露举办的庆祝博士生课程20周年暨校友团聚会上说：“我对你们仍然生活在‘美国霸权’的阴影下感到意外。金融危机之后，我们怎么还可以认为美国模式是唯一可借鉴的模式？美国需要改革其社会及经济模式...他们也需要重建金融业。现在预测新的模式还有点为时尚早，但至少我们要知道还有别的选择。”

那么亚洲的商业模式是否将成为主导？

“未必”肖知兴回答道，“在中国和其他地方，商界人士谈到所谓的‘中美合体’：一种足以改变全球市场经济现状的新的超级力量。商学院也要做出一些相应的调整。这并不是说鉴于中国和日本的日益强大，亚洲商学院就将引领全球商业教育。亚洲的模式和美国不同，对市场经济和商业教育也有不同的侧重点。”

美国模式在中国广为运用并倍受推崇，但效果却有所不同。“问题在于：美国模式是其经济结构的一部分，商学院学员毕业后可以在咨询公司或投资银行任职；而中国就没有这样的机构接收商学院毕业生，我们没有咨询公司或投资银行，”他说。

肖知兴任职的中欧国际工商学院，也许可称为这种尚未成型之模式的先驱。它始于1984年欧盟与中国政府在北京设立的一个中欧培训项目（同年，伦敦和北京协定将在1997年把香港主权归还中国）。这个培训项目在1989年的政治事件后被搁置了。1994年，该项目恢复运作，并由北京迁至上海，成立了现在的中欧国际工商学院，今年是学院成立15周年校庆。

肖知兴除了在中欧国际工商学院执教，并开展在社会资本、社会网络、比较管理和社会认知问题等领域的学术研究外，同时还是亨利-明茨伯格国际实践管理硕士项目（IMPM）的中国负责人，他也为该项目筹集了不少款项。他说：“我从一个实力很强的家族企业那里为项目筹得500万元人民币。”

这个项目及其筹款方式似乎有悖于中国教育体系之常规。“中国的商业教育处于政府行政垄断。除了国有学府，教育部迄今为止只发出了两张EMBA教育牌照给民办学府：一个给我们学院，另一个给北京的一个学院。这也是我们学院能迅速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

虽然从国家的教育垄断制度上得益，肖知兴对中国其他领域的垄断倾向倍感忧虑。

他指出，“中国的国有企业影响力非常大，它们成长得非常快，开始对私营环节不利。它们基本上占据了私营企业甚至是跨国公司的发展空间。国有企业得罪不得，因为它们的影响力巨大，像中国移动通信、中国人寿保险以及大部分银行，它们一年为国家创收几千亿人民币。”

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的学员编制正好是中国经济三三三结构的缩影：三分之一来自私营企业，三分之一来自国有企业，三分之一来自外资企业，“我们需要照顾到经济组成的每一个部分”。

他指出，参与课程的学员的最大收获也许不仅仅来自课堂 ，还有来自学员间的网络联系。就读于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的大多是在职管理者，能在垂直等级制的工作环境之外与人公平交流无疑是一件幸事。“中国在共产党的领导下50年来几乎没有横向的交流机制。商学院的教室则为企业管理者提供了一个完美、获认可的交流平台，让他们分享知识、经验及想法。这是一个很大的社会功能。”

这种“获认可的”社交功能也许是诸多商学院高级经理培训课程倍受欢迎的原因之一，即便这种课程并不授出任何学历。“一个培训课程一般是六个月，但学员们会选择继续报读下一年的课程。有时候，他们报读各种课目，在学院五到六年之久就是为了保持这些联络网，”他说，“这是中国独有的，不同于日本或香港。”

就是这样的体制令肖知兴对中国商业和商业教育的前景感到担忧。“这个制度已经开始出现裂缝，”他指出。

这在国际传媒有关中国发生的一些零星抗争事件中似乎可略见端倪。

“整个机制需要改革，教育垄断状况也必须改变。教育工作者可能认为教育解制便解决问题。但中国前进的道路还很艰巨，还会出现巨变。在解决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与市场经济这种尴尬的二分法之前，很难预见‘亚洲时代’的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