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书《中国与信贷危机：新世界秩序浮现》的作者贾尔斯o钱斯(Giles Chance)警告说，如果美国经济在2010年仍不能摆脱困境，华盛顿将面临“对中国产品课征关税的巨大压力”。

钱斯断言：假如美方征收此类关税，中方将会做出强烈回应。“他们会认为中美两国之间合作的基础已遭到破坏，因而他们有权采取行动来维护自身的正当利益。”

不过，钱斯在接受INSEAD智库网采访时表示：“如果美国能够展示他们愿意采取建设性的措施来摆脱当前的困境，例如暗示在不太远的将来收紧货币供应，以便稳住跌幅已深的美元，从而遏制黄金的涨势，那么我想这或许足以鼓励中国增强人民币汇率的灵活性。当然，这仍要以符合中国的利益为出发点。”

钱斯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首次到中国，其后并在中国居住多年。他指出中国早晚要实行人民币汇率自由浮动。他说：“早在90年代后期他们就已经在讨论人民币完全可兑换问题。”中国前任总理“朱镕基经常谈到这个问题，对于中国而言这是一个重大举措。但时至今日，中国的经济结构总体上仍然是朱镕基10年前确立的，有必要再度进行改革，中国经济体制需要比现在更有效率、更具生产力。虽说中国出口量大、具效益，但是中国经济其它环节还没有达致高效益，国有企业仍占主导地位。”

他说，中国必须透过加强国内私营环节来释放企业家精神。“货币政策是展开各项改革的一个适当切入点，这明显将有利于国内外市场，并大大有助于提升中国的经济效率。”

如果中国允许人民币汇率自由浮动，人民币很可能会升值。然而，钱斯很快指出“情况并非总是一成不变的。”

“中国的出口行业能够承受大约10%的人民币升值幅度。我认为一旦超出这个幅度将会迫使中国出口行业生产高附加值产品，低附加值产品和劳动密集型产品的生产将转移到其他次发达的国家，例如缅甸、越南、印尼等东南亚国家。”他说，中国需要提高国内经济运行效率和生产力，而浮动汇率政策应该是“明智的一步。”

虽然他的书名为《中国与信贷危机》，但是中国其实置身于信贷危机的漩涡之外--金融崩溃并非由中国引起，但中国在危机前的阶段扮演了某种角色。钱斯解释道：“眼前的经济危机源于过度的信贷泛滥，我想称之为债务危机可能更确切。长期以来的‘大稳定期(The Great Moderation)’，即低通胀、低利率、低波动的全球经济环境，使（美国）无数家庭和企业过度借贷、超前消费。”

2000年以后，美国政府预测可能出现通货紧缩，于是“向美国经济注入大量流动性，而这恰恰击中了金融体系的软肋”，结果导致“2008年金融体系崩溃，而引发的债务危机更是波及至公共环节”。

钱斯称，中国引领的全球经济一体化是全球出现“大稳定期”的重要因素，而全球“大稳定期”则引发了债务危机。“因此，我认为我们可以说，虽然中国并没有直接造成危机，但如果没有中国，如果没有中国加入世界经济体系（中国在2001年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信贷危机也许不会发生--至少晚些时候才发生。”

钱斯指出“真正造成问题”的流动性是由美国联储局引起的，而不是中国的巨额外汇储备。“在某种意义上说，中国的外汇储备造就了市场的流动性，这是因为那时中国将人民币与美元挂钩，当人民币有升值压力时中国被迫去平抑它，中国不希望人民币继续升值，因此不得不出售人民币购买美元，于是就造成了巨大的美元储备。”

钱斯在书中除了谈论中国在金融危机前所起的作用，也谈及危机后中国在世界的崭新地位，以及中国人和外国人如何看待中国的新地位。

他说尽管中国可能尚未做好准备，但中国势必在全球经济中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对中国来说，这场危机早到了5到10年，中国猛然间被推入一个非常重要的位置。中国已是亚洲最重要的经济体，她是日本的最大贸易伙伴，同时也是几乎所有亚洲经济体的最大或第二大的贸易伙伴。”

“显然，中国主导着亚洲经济。同时，中国几千年文明造就的民族文化也备受诸多亚洲国家的推崇。”

“日本的角色则更耐人寻味。日本人可能认为凭借其国家的富裕以及战后与美国的紧密关系，日本才是亚洲最重要的国家。但是现在日本也兴起了到中国投资的热潮。日本人不得不承认，不论是在眼下还是在短期内，中国在亚洲的地位已超出日本。”

《中国与信贷危机--新世界秩序浮现》一书由Wiley出版社出版。贾尔斯o钱斯是北京大学光华商学院的访问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