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求自然秩序中的和谐”是中国文化中的重要内容，古人倡导人与自然的天人合一、人与社会的合群济众。现代社会里，人们同样需要寻求所谓的和谐共同体。于是，“做什么”与“和谁在一起”是人生最重要的选择。前者体现人的社会属性价值，后者展示人的自然属性价值，但别忘了还有一点——人的城市属性。
现代中国人的生活和工作几乎都受城市化进程影响，人的生命周期曲线中有必要植入城市这个庞然大物。如何踏准城市化的节拍，让生命律动与所属城市和谐相处，对人生的财富和幸福至关重要。
中国的城市化进程波澜曲折，如果从“人”的角度来审视，可分为三个阶段。
城市化主宰个体命运
城是静的、人是动的，现代人很难想象，人会被城所困。但回首新中国60年来的城市化进程，很多时候个体的命运为城市化所主宰。
1949年的时候，中共中央七届二中全会上就提出要“把消费城市变成生产城市”，以工业建设带动城市发展是当时推动城市化进程的主导思想。农业成为工业原始积累的基础资源，也由此奠定城乡分离的“二元经济模式”雏形。
1958年，城乡二元户籍制度正式确立，如果问老人，他们能回忆起当初农民对城市户口的羡慕。计划经济时期，城市是从属于工业生产的，规划中比较注重在全国范围内对生产力进行合理布局，苏联式的城市规划模式对中国的城市规划影响很大。
严格的户籍制度理应将人们固定在出生的地方，但在改革开放之前，有几次大规模的人口迁徙，并且是双向的，突显了个体命运在集中计划体制下的无奈。
“大跃进”期间，城市里大炼钢铁，三年中共有3000万农村人口进城，可称得上是超速城市化。但很快，三年自然灾害让政府调整大跃进决策的失误，开始减少城镇人口，甚至撤销部分城镇，这是第一次逆城市化运动。而文化大革命爆发后，大规模知青下乡运动拉开序幕，总共有十分之一以上的城镇人口被送到农村和边疆，第二次逆城市化更加严重。
孟先生是北京人，今年60岁，他本应在1968年作为知青下乡，拖延了一年才走。由于“出身”不好，去不了兵团，最终去了山西，这还是因为老家在那里。下乡生活很艰苦，被分配到深山里的人甚至有自杀的。改革开放后，孟先生费了一番周折回到北京，而他有时也会感慨，青春的记忆被这场逆城市化的运动扭曲了。
人有迁徙的自由，但在计划经济时代，城市规划服从于工业建设、人口流动受限于城市规划。人们几乎没有选择的权力，出生地的户籍与工业化目标决定了你属哪座城。这时候，人在城市面前是被动的。
程序化还是城市化
改革开放之后，伴着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确立，城市化进程也开始恢复。知青返城与恢复高考，推动人口从农村向城市迁移。家庭联产承包制让农村富裕起来，富余的农村劳动力获得了自由发展和流动的机会，促进了乡镇企业和小城镇的发展。
人们越来越向往都市生活，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浦东新区，造就了一批明星城市。特别是随着中国加入WTO，融入经济全球化助推超级大都市出现。这一阶段人口流动的最大特点是单方向突进，大量农村人口和小城镇人口涌向大都市。
高度依赖投资的“中国式造城”和外需的“中国制造”，是新世纪以来中国经济最重要的特点。再加上1990年的土地改革，将土地作为商品要素进入到生产领域，以及1998年的住房货币化改革，中国的城市化进程突飞猛进，与之相伴的也产生了一些负面效应。
很多老房子上那个大大的“拆”字最能代表“中国式造城”带来的破坏力。高楼大厦拔地而起，但城市却变得千篇一律，有的失去了原有的灵魂和特色。而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开启了城市的“政府企业化管制”，地方政府追求“土地财政”，为房价飞涨埋下了伏笔。这轮城市化是伴着经济全球化一起推进的，“中国制造”在源源输出到国外的同时，农村劳动力也大量涌入到沿海开放城市和“北上广”这些国际性都市，民工潮的背后是农村土地的“抛荒”，“城市病”也愈发突显出来。
对于长大后才来到都市的新移民，并不能体验到改革开放三十年里一个城市的巨变。但那些“老北京”、“老上海”面对飞速的城市化，却有着复杂的感情——
单双是个北京女孩，她会骄傲地向人宣称：“我家之前是在南池子大街飞龙桥胡同”。南池子大街位于故宫东南侧，原属紫禁城的一部分，曾作为官署和库房用地，民国时才被打开一个门洞，后发展为以居住为主的街区。近百年来南池子基本完好地保有了北京传统民居区的风貌、格局及氛围。
这个北大考古系的女孩，回忆起年幼时在胡同里的生活满脸幸福：当时生活条件虽然相对艰苦，但人和人关系异常亲近，吃百家饭穿百家衣，街坊文化特别盛行。“我最喜欢的是夏天和冬天。夏天和一帮大人们坐在胡同里，望着皓月，吹着凉风，听他们讲故宫里的故事，特别过瘾，这也是我最后学习考古的一个原因吧。冬天我们可以去筒子河滑冰，那简直是耳边一路歌声，屁股一路淤青。”
单双上初中的时候，大概是1997年左右，听大人们说南池子可能要拆迁。“一时间震动很大，我可能没法体会到大人们的感受，但对于孩子们来讲，十几年生活的环境忽然没了，生活充满了恐惧”。单双每次周末回家会发现，以前的欢声笑语没有了，满街完全拆除的，半拆除的，贴着‘拆’大字帖的房屋，都让空气中流动着惆怅和悲伤。
“我家正式搬到北四环的新家是2001年，那时北四环还是荒凉的，不管是交通，社区环境，生活便利性来讲，都没法和南池子比”，单双回忆说：“对新环境最不适应的就是老人。我姥爷姥姥以前还有很多聊友，搬过来后大多数时间就坐在家里，上下楼对他们而言已经很不方便，更别提去找老街坊闲聊，所以我姥爷搬过来不久后，常常得病，最后去得也比较早”。
“之前的北京，是个平衡的北京，什么区域做什么，都是历经很长时间发展定下来的，想要什么就明确知道去哪里得到。比如米市大街之前肯定是粮油米面集散地，鲜鱼口就是水产品买卖场所，但现在商业的复杂和立体性，让这些单纯功能区域，失去了原有的作用，只成为了一个历史的名词。”
“胡同里有着紧密的群体文化，在其中我们这帮孩子学会了关照别人，体谅别人，快乐肆意的成长，多于现在激烈的竞争。那时候家长们见面，都会夸谁长的壮实，个头高，在家爱劳动等等，而现在，住在公寓里的亲戚们提起孩子都是成绩，都是过度操纵下的成长轨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