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市场经济环境下,与科研相关的各个主体的利益关系都发生了变化,如果以利润最大化为原则,科研人员就很难按照国家的战略需求来参与科研。”段异兵说。
虽然中国已经被称为“世界工厂”,但在很多产业领域都是“只大不强”,缺乏核心技术。以汽车产业为例,中国现有的高端轿车基本上都是外国品牌,自主品牌只占到全部轿车销量的25％。即使是中国自己开发生产的轿车,很多关键零部件也大多是外资品牌的,比如发动机、变速箱等。
这个落后局面已引起中国政府的高度重视。温家宝总理曾表示,“重大战略高技术是引不进买不来的。中国要抢占未来经济科技发展的制高点,就不能总是跟踪模仿别人,也不能坐等技术转移,必须依靠自己的力量拿出原创成果。”
面对艰巨的创新任务与激烈的国际竞争,重新学习“举国体制”的历史经验无疑成为中国科技政策新的灵感源泉。中国科技部政策法规司司长梅永红表示,“举国体制”与中国的国情密切相关。
“中国科学技术水平相对落后,投入不足,尖端和领军人才匮乏。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更不能分散力量,而是要在重点领域形成更加协调统一的'举国体制’。这与发挥市场配置科技资源的基础性作用并不相悖。”梅永红说。
他还表示,很多人把“举国体制”理解成是中国独有的体制,这是十分片面的。美国在实施曼哈顿计划、登月计划、导弹防御系统方面,日本在第五代计算机、电动汽车等方面都是采取了“举国体制”,集中全国优势资源进行攻坚。
“在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能不能把中国的制度优势与市场经济有机结合起来,将直接决定着我们能不能最终取得成功。”段异兵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