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中旬，来自中国中部省份湖南省的24岁的谭志清做了一件让许多人难以想象的事情：他与工友一起站在南海本田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海本田”)门口要求增加工资。他在南海本田工作了两年半的时间，每月收入大约1200元，谭对此感到难以忍受，并参与组织了本次罢工，要求提高工人待遇。从 5月中旬到6月初，本田公司的多个内地工厂连续发生罢工事件，致使公司在中国的生产陷入瘫痪。经过多轮谈判之后，本田公司于6月4日同意将工人的每月工资提高35%左右，增加至1620元(235美元)。

在南海本田罢工事件之前，台湾富士康科技集团的深圳工厂在今年的1-5月有12名20多岁的年轻员工自杀。6月6日，公司宣布将深圳工厂运营部门和生产线职工的每月工资从900元(132美元)上调至2000元(292美元)。富士康是全球最大的代工公司之一，为包括苹果公司和其它品牌在内的客户生产iPhone等电子产品。

不断发生的劳资纠纷，再加上中国政府提倡减少经济对出口的依赖性，引起了人们对中国这一低成本世界工厂的关注。许多观察人士认为，后果之一是中国的蓝领工人工资将会上涨。而企业面临的成本压力，将会被工人工资上涨而促进的消费增加所弥补。但是中国作为低成本世界工厂的竞争力是否正在受到威胁?工资上涨能否解决中国人口转型的“时间炸弹”所带来的问题?

这些问题的答案仍在激辩之中，但很多人都认为工人工资上涨是大势所趋，是中国经济发展的自然结果。“目前的这一轮工资压力将导致部分产品的价格上涨，”沃顿商学院的管理学教授马歇尔·迈尔(Marshall Meyer)指出，如服装和廉价家用电器等产品的价格将会上涨。中国在这些低端制造行业中的竞争力将会有所下降，但是工资上涨将会帮助中国成为一个‘更正常’的经济体。

过度担忧?

澳大利亚AMP Capital公司投资战略总裁兼首席经济学家夏恩·奥利佛(Shane Oliver)在6月11日发表的每周市场评论中指出，关于中国涨薪的问题被误读了。“首先，目前所涨的工资多数是与最低工资相关的，部分城市把最低工资水平上涨了20%左右，”他写道，“而今年的平均工资增长可能在15%左右。其次，最近的涨薪风波体现的是一种补涨，因为去年许多城市的最低工资并没有增加。”

奥利佛认为，如果将中国宏观经济的快速增长考虑在内，15%的工资增幅并不算高。今年第一季度的经济增幅达到12%;换句话说，工资上涨在很大程度上是生产力增长的代价。事实上，在过去的多年中，除了2009年，两位数的年度工资增幅在中国属于正常范围。最后，奥利佛表示，无论采用哪种衡量指标，中国的工资水平仍然是很低的：中国劳工每小时最低工资是美国最低工资的1/8。

对中国来说，一个最重要的有利因素是其经济的规模和发展速度。位于美国华盛顿特区的公共政策研究机构 - 华盛顿战略和国际研究中心(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CSIS)的中国项目主任傅瑞伟(Charles Freeman)表示，中国的经济规模如此庞大，足够让中国对一个地区的生产进行垂直整合。例如，在纺织行业，中国的工厂能够整合所有的流程，在一个城市内完成设计、缝制、组装和成品包装，这就大大降低了成本并提高了效率。“生产力增长的巨大效益超出了中国当前的工资增长，而从中国进口商品的批发成本与这些商品在美国的零售价格之间的利润空间非常之大，可以让中国在不削弱出口竞争力的同时，增加出口行业的工资。” 傅瑞伟还指出，如果中国东部沿海地区的工资增长过快，中国的出口企业可以将部分生产基地迁移至内陆地区，那里的劳动力成本比较低。”

财富分配

中华全国总工会近期的一项研究报告显示，中国劳动力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已经连续下降了22年，从1983年的56.5%减少至2005年的 36.7%。全国总工会集体合同部部长张建国在上个月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提高工人工资、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已刻不容缓。该调查显示，23.4%的职工在过去5年内未增加工资。

劳动力成本上升和人民币升值—中国政府在6月中旬宣布将推动汇改和人民币升值—对贸易有着类似的影响，“因为两者均会提高出口商品的价格，但是两者对财富分配的作用却截然不同，”沃顿的迈尔教授指出。他表示中国的普通老百姓将能从工资增长中获益，从而推动消费，这也是对当前社会财富分配不均深感忧虑的中国政府能够接受的建议。

“所有人都希望中国经济的引擎能从出口转向国内消费，减少对外部市场的依赖，”迈尔说道，“当然，诸如沃尔玛之类的跨国公司的成本将增加，他们或者提高产品价格，或是寻找别的供应渠道，比如越南或印度尼西亚，但是前者的基础设施非常糟糕，后者的政局有不稳定因素。”毋庸置疑，无论是中国企业还是跨国公司，在今后的发展策略中都需要仔细权衡每个选择的利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