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岫闻《天使》】
【管勇《平静的红》】
80年代末，像我们很关心时事的，每天看《新闻联播》，就等着最后5分钟的国际新闻。有个新闻我都能背出来——昨天，伦敦索斯比拍卖行，梵高的《向日葵》创了天价，最终价格4356万英磅，听说买家来自于日本，是一位神秘客人。画面上是一个50岁开外指点江山的拍卖师，下面坐着都是雍容华贵的有钱人。我就觉得神秘、高贵、刺激，我当时想，要是做这样一个拍卖行，在中国就是上流社会了。如果我要是做成了，我就是中国最大的古董拍卖交易商……所以讲一代人的创业史，创新就是率先模仿。我到香港索斯比去学习，颤巍巍地拍别人东西，索斯比要知道来了强劲对手，才不会让我拍呢。嘉德当年那么小，如今不说是掘墓人，也差不多了。你看今年春季嘉德拍了21亿，索斯比最多十几个亿。嘉德是中国和香港大中华区连续三年艺术品拍卖总成交量的冠军。
崔岫闻：创建嘉德之前，你没有接触过艺术吗?
陈东升：我在大学里读过《徐悲鸿传》，读过《梵高传》，读过一本小册子《什么叫印象派》。毕加索我知道，齐白石我知道，张大千我真不知道。改革开放的时候，各种思潮涌进来，我们跟艺术界一点关系都没有，一个人都不认识，但我们很自信。我们有一个判断，中国没有的，我们第一个做就是行家里手，所以办了艺术品拍卖行。当初天天往外跑，去见靳尚谊、朱乃正等美院教授，那会他们都住在米家胡同的小两居室里。对当代艺术的了解，真正起步是从认识栗宪庭开始的，他1992年组织画家去参加威尼斯双年展，捧出了张晓刚、方力钧这批人。从栗宪庭这条线，我才知道了星星画派、85新潮、89现代大展。那时候这些艺术真是很不入流，当代艺术被另类看待。
崔岫闻：后来支持798艺术节和赞助泰康顶层空间，你的最初想法?
陈东升：我做当代艺术，最初就是一个简单的动因。我记得一个故事。上世纪30年代俄国革命的时候，有个美国人很聪明，收了很多康定斯基的作品。这些作品当时不值钱，后来战争结束了，他把东西全弄出来，发了大财。其实那时候我看不懂当代艺术，画得血淋淋的，我也不喜欢。但是我联想到，中国当代艺术是另类，是反派，但是我坚信，这些艺术终究会被社会接受和承认，但重要作品全流到海外，这是我们的遗憾和失败。所以我就坚定参与、支持和收藏当代艺术。我做泰康顶层空间，提供场地，一年做6个展，我有点救世主的心态，就是支持这些年轻画家。你现在算是成功的艺术家了，还有更成功的，像曾梵志，他也是武汉人，嘉德成立，给了他一张票，他拿了些礼物，高兴得不得了。现在他还经常说，陈老板，我那时候最好的画给你卖8万块还流标了，现在起码得2000万……
富了之后怎么办
您不觉得中国企业家和中国当代艺术家有一个共同的命运，他们现在都面临“富了之后怎么办”的问题?
崔岫闻：我不觉得富是一个标准，财富是个市场标准，艺术不仅要有市场价值，更要有精神含量。在中国当代艺术家中，我算是中间代，吃过一些苦，但比起王广义、张晓刚他们有所不同，当年他们非常苦，他们是中国当代艺术的开创者。
陈东升：比如说我，讲财富都是一个符号，没意义了。为什么你还拼命呢?我想再有15年时间，山外有山，把泰康做成全球十大保险公司，这个理想大不大?
不过这要说到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买艺术品，你买什么样的艺术家的艺术品?我觉得这艺术家像我做企业，人家为什么买我的股票?就是你兢兢业业把这个企业当一辈子来做。其实画家一样的，我们是做你的收藏，过两年你去拍电影了，你去开服装店、搞模特队了，买他画的人就受伤害了。你不创作，你的艺术品(价钱)会掉，我投资你投错了，就是这个道理。所以艺术家最大风险就是怕他们半途而废，还有，艺术家是不是一辈子孜孜不倦追求他心目中的终极的东西。现在这些成名的艺术家，唯一要解决的就是这个问题，说起来容易，理论上很简单，但不是很容易解决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