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年轻,新一代农民工并非不知天高地厚,他们往往对自己有着非常清醒的认识。崔爱东是江苏人,22岁,不喜欢读书,中专“念了几天就不念了”。他是从雅迪无锡总部调至东莞工厂的。“到哪儿干活都累,”他说,“心情好就不觉得累了。”能够看出,他喜欢自己装配线上的工作。他引用“一个外国人”的话说:“要看有没有成就,至少干满5年再说。你活儿也没干出来,就想着厂里给我搞个游戏厅搞个网吧,不现实。”他月薪2000多元,自己消费400元上下。“1年连1万元都攒不了,还不如回家种田。”
新近毕业的大学生们对自己的工作也很少抱怨。雅迪东莞公司是谢厚恩去年大学毕业后的第一个工作单位,2000元左右的收入符合他的心理预期。他学的是机械专业,当下负责仓库管理,是技术骨干。他准备在这里至少干满两年。2009年大专毕业的匡玉华与谢厚恩同是湖南人。在雅迪,她从仓库文员成为账务员,对1700多元的月薪表示“刚出来,能接受”。她的父母希望她能考取家乡一个农村信用社的工作,但是她今年没有考上。“会计专业难找工作,”她说,“不敢轻易跳槽。”
“员工对自己也有个定位,安于岗位的数量还是比较大。”欧普照明行政部经理兼工会主席舒伟勇说。“新员工有想法,但要说往上升的愿望都很迫切,也不是。一条生产线拉四五十个人,只要有两三个人有这样的想法就行了。”
雅迪东莞工厂的小周是我们的调查中家庭境况最不好的一个。他1990年出生,河南人,母亲患偏瘫后,他的学习成绩受到很大影响,结果只上了技校,学习修理摩托车。在当地,学习这一技术的人非常多,很少工作机会。他每个月至少要寄1000元给家里。小周寡言,不会上网,没听说过《劳动合同法》,对目前的工作既无喜悦也无埋怨:“你出不了那么多力,人家就给不了这么多钱。”他去过网吧,但“没人教你,都顾着自己玩儿”。“厂里面,可能除了我,就没几个不会上网的了。”他说。
留住工人
刘芳向拉长(每条生产线的负责人)反映了自己对新同事的意见,但是没有得到支持,反而被指责“倚老卖老”。她很生气,认为拉长“管理方式粗暴”,一度萌生了不想再干下去的念头。“你看我不顺眼,可以淘汰我,中国这么大,不可能不在这儿就不活了。”
话虽然这么说,刘芳是不大可能离开欧普照明的。她是这家公司近4000名工人中,为数不多的几个工龄10年以上者(欧普创办于1996年)之一,对公司感情很深。“厂里很关心我们,为我们考虑很多,很温暖。像我这样没有文化、没有能力的人,不如在这里工作。”她相信“公司不会裁我”,除非自己实在没有工作能力了。
2006年欧普公司10年庆典,公司为工龄满5年的员工颁发了一枚纯金纪念币,以后每增加一年即可再获得一枚(一套共10枚)。刘芳已经拥有了四枚。“有人说,那么点儿东西就把你打动了?其实,这个含义是很深的。”庆典那一年,工龄7年以上的10个员工还分别得到了两万元奖金。在欧普13年,刘芳曾经有机会被提拔为拉长,但是她拒绝了,因为自己“不会写不会认”。
对老员工的奖励是工厂对他们的忠诚的回馈,同时也可能对新员工产生激励。一直从事贴牌生产的宁波天亚服装公司也制作了金币,颁发给工作满10年的员工。“这是老板给我的回报,”在天亚工作了12年的周姓女工说,“将来拿出来给别人看,是很大的荣誉。我也不会卖。”与此同时,工作满10年的班组长得到了一辆汽车,工龄满5年的员工可以享受北京双飞5日游。“我明年就满5年了。”天亚的一位员工对我们说。他还没有去过北京,很憧憬。
不仅如此。三个工厂中,员工福利最近两年迅速提升。2010年,回家过年后回到公司的天亚员工领到了800元路费补贴。5月份,天亚组织全体600多名员工到上海参观了世博会。天亚总经理姚亚春准备在今年底为员工发放双薪。
欧普照明已经实行了为工作满一年的员工年底发双薪的制度。同时,工龄补贴也由几十元调整到了现在的最高150元(满5年)。雅迪东莞工厂按当地的标准员工食宿免费,并将在全公司(包括无锡、慈溪、天津,共约3000人)推行。天亚公司今年也已改为全员包食宿。
管理方式也更加人性化,工人基本不会因工作失误而被骂、罚款。“现在的工人都很娇贵。”欧普胡会芳说。
福利的增加普遍被员工理解为“老板好,有爱心”,他们可以说出很多让自己感动的故事。员工的故事不可否认,但市场的力量是更为重要的原因。尽管待遇不断改善,招工缺口在三个工厂还是不同程度地存在。“招人还是比较紧张,”胡会芳说,“出来的人越来越少。内地的工厂越来越多,在我老家(湖南),大家宁愿在家少赚几百,也不愿背井离乡出来,而且家里开销也小一点。”
“我们的竞争力就是我们的工人,”钱静红说,“干满一年的工人干出来的活跟只干了三个月的完全不同。”根据雅迪公司提供的数据,目前工龄一年以下的工人占到了将近62%。在欧普,工龄半年以下者占38%,半年到2年以内者占36%。
“工人稳定会带来很多价值,”胡会芳说,“产品品质有保障,成本会降低。但是让员工保持忠诚度很难做到。”
2009年,欧普照明的工会在员工中组建了篮球、乒乓球、棋牌、摄影、舞蹈、管弦乐等8个协会,每个月有一到两项活动。工人们的多才多艺让管理者大吃一惊。同时,总裁马秀慧为2006年已经设立但规模较小的“员工互助基金”(员工每月扣1元,主管、经理、总监分别为2、5、10元,每年共7万元)拨款20万元,加大了对有困难员工的补助。类似的基金天亚也有,由姚亚春个人出资10万元。在雅迪,当员工出现经济困难,在大家捐款互助的同时,公司会大力支援。
【增加福利和生活色彩对工人产生了一些吸引力,我们对企业的定义是像家庭、像学校、像部队,员工们在一起有家庭气氛,这是英利企业文化的核心】
欧普和雅迪都是从七八个工人开始发展到现在,如果说当初老板的善良能够迅速惠及工人,那么随着企业规模的扩大,只能通过建立相关制度来保证自己的“善意”向下传达,法律、政策的要求、劳动力匮乏的市场现实又使这么做成为必须。
增加福利和生活色彩对工人产生了一些吸引力。欧普工会主席舒伟勇说,2008年新入厂的工人离职率高达100%(每月离职率相加),到2009年,这一数字下降了一大半,2010年的过年返厂率达到了93%,“以前从来没有这么高”。
保持畅通的上升渠道也很重要。胡会芳办公桌上放着一摞根据业绩应该加薪或晋升的员工的考核表。在欧普生产车间,每月的生产标兵、优秀员工与工龄超过5年的员工照片贴在一起。
那些有能力、并被及时发现、提拔的员工对工厂的依恋度更高。20岁的杨小波2009年来到天亚,他的歌唱才能很快就被发现,于是成为厂里文艺活动的主力。“他做工的时候都是唱着歌的。”天亚人力资源经理兼工会主席李静说。和我们的交谈结束后,杨小波还特意发来手机短信补充说明天亚员工活动的丰富。
1981年出生的马海峰初中毕业后进入欧普,也已经得到了四个金币。他从工人做起,历经仓库保管、计划员,直到2008年成为采购工程师,享受主管级待遇。“机会都是公开的,”马海峰说,“只要你努力,你就可能往上走。上升的渠道很通畅,只要你有实力,想要啥都会有啥。”他认为,在欧普,自己成为经理甚至高级经理都有可能。新入厂的1991年出生的小萍同意这种说法:“每个人的努力都会被看见。”
三个工厂中,主管以下的基层管理人员基本都是从员工中产生,欧普现有的8个车间主管,有6个来自一线工人。雅迪无锡工厂的小可21岁,初中毕业,2007年底入厂,半年后升为组长,接着又被提拔为线长(相当于拉长)。这个长相聪明的小伙子口才很好,善于学习,按他的话说,“要想向上爬,自己得努力。”
要不要独立工会
“罢工?怎么可能呢?”天亚总经理姚亚春反问。根据我们对三个工厂的观察,的确缺乏可能。
“我不会参加罢工。”听完我们对独立工会的解释,刘芳说。关于工会、罢工,她的了解和态度可以代表我们接触到的大部分工人。
在明确了中国不会允许独立工会存在的前提下,三个老板表达了对它的看法。欧普照明董事长王耀海不反对。“为什么会对抗?关键你要让工人明白他们自己的利益与企业利益是联系在一起的。”王经常在开会时说:“不会为下属争取利益的管理者不是好的管理者。”
天亚工会主席李静的观点应该是姚亚春想表达的:“没有必要走到对立的程度,那样即使双方让步也不是真心诚意的。我们的做法不同,比如去年我跟老板说到用工荒,她就主动拿出600万元来改善用工条件(指食宿免费、路费补助等)。柔软胜刚强,仁者无敌。”
雅迪副董事长钱静红同意工人有罢工的自由,但是不支持“美国那种工会”:它会为了自己的利益阻止企业更新设备提高生产率。
2006年,钱静红经历了雅迪迄今为止唯一的一次罢工。那年6月,她正带着两个孩子在九寨沟旅游,接到厂里电话,五六条线的300多名工人罢工了。“我很诧异,没想到过这种问题会在我们工厂发生。”
原来,处于生产淡季的工人工资一直在下降中,5月份的工资已经比4月份的2000元少了500元,6月则降了900元,而当时“物价上涨非常厉害,房租涨了一倍”。而部门领导没有对此做出及时反应,他们手里本来有一些灵活掌握的用来发年终奖的资金。
第二天,钱静红赶回无锡工厂,秩序已经恢复。“工人还是比较可爱的,”钱说,“他们只是得到了承诺说领导回来肯定会有答复,就投入生产了。”工人们没有受到处罚,每人获得数百元的补助。“这是家事,”钱静红说,“这个比喻可能不太恰当。他们也要生活。”
在我们的讨论中,独立工会的作用被局限在工人为工资可以与某个老板对抗上。
“我不支持罢工,”陈东说,“你觉得有困难,需要钱,也要考虑公司的利益。如果公司因此倒闭了,牵涉几千人的生活。”他认为雅迪是他打工10年来遇到的最好的公司,只要公司在,他就一直会呆在这里。他常对工友感慨:夏天车间热,厂方给买雪糕、煮凉茶,没有过。“虽然是一点儿小事,但是温暖。”在东莞,陈东曾参加过一家台资家具厂数千工人要求涨薪的罢工,但他似乎对此没有什么好印象。
欧普照明一位总监对《中国企业家》说:“现在很多工人还不知道社保、年假,不关心自身的权益,整体素质还没有达到一个较高的程度。”
一个生产车间里,一位刚刚入厂见人就笑的小姑娘哼着歌快乐地工作着。她想过有可能损害她的权益的并不仅仅是企业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