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宏观调控的重点任务是处理好保增长、防通胀和调结构这三者间的关系，那么怎样摆布这三者间的关系才是正确的呢？我们首先应该看看这三方面都有什么样的问题。

　　经济内生动力不足已显苗头

　　从增长看，5月份以后出现了下行拐点，包括投资、消费、工业增长率、工业用电量和PMI指数等一系列主要经济指标都出现了下滑。从下半年看，中国经济增长的下滑会更明显，原因有三：

　　一是去年经济走势前低后高，受去年基数影响今年下半年增长率会低于上半年。二是去年经济反弹主要动力是政府强大的刺激政策。今年政策力度显著减退，而内生性增长动力仍然不足，必然会出现经济下滑。例如，今年前5个月的新上项目投资增长率为26.5％，仅比同期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高出0.6％。新上项目投资增长率代表着未来投资需求增速，该指标显著回落意味着经济增长将很快会失去去年以来支撑反弹的主要动力。三是出口的强劲复苏缺乏长期支持。美国5月份一系列不良数据预示经济复苏已经见顶。欧元区由于主权债务危机不得不在未来3年进入到一个强烈的紧缩过程，将极大地抑制欧洲经济复苏，所以，可能下半年，至多到明年出口就会出现显著回落。

　　因此，经济5月份以后开始走低不是一个短期现象。但我最大的担忧是本轮为保增长所投放的巨大投资会在未来2、3年内形成巨大的产能投放，如果在世界经济再度探底引发外需萎缩，这种“内外需紧缩双碰头”是最危险的。

　　我判断经济增长率在进入下半年后肯定是逐季回落，到四季度不排除回落到9％以下，而明年甚至可能会低于8％。

　　物价三大新趋势显现

　　我们再来分析物价形势。5月份以来美欧经济复苏出现颓势，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有所回落，这将有利于缓解中国的输入型通胀压力，且6月份PMI指数中回落最大的就是购进价格指数，说明国际大宗商品价格的回落已经传导到国内。但这仍不能让我们作出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会长期回落的判断，因为为应对经济低迷，各国政府将长期保持宽松的货币环境，这就给长期通胀创造了条件。目前国际大宗商品价格的回落是由于金融市场急剧动荡造成的，但当前景明朗后，巨额国际货币资本还会向大宗商品市场涌流，输入型通胀的压力长期看仍将十分严重。

　　此外，国内由粮价上涨所推动的结构型通胀却更加突出了。目前小麦市价已超过了国家保护收购价。过去6年里推动粮价上涨动力主要来自政府，但今年由于民间粮商大量抢购，不仅使粮价显著高于国家收购价，而且国家收购占市场的份额也大幅下降。

　　还有一个现象值得高度关注：自4月份以来包括绿豆、大蒜在内的农副产品价格暴涨背后是大量的投机资金入场，这恐怕与股市低迷和打压房地产使这两个最大的资产池资金大量外流有关。

　　目前正在推进的一系列收入分配政策推高了工资水平，进而加大企业生产成本推高物价。

　　所以今年推动物价上涨的动力，出现了由国际转向国内、由政府转向市场、由资产价格上涨转向商品价格上涨的变化。有人说由于中国产能过剩，未来物价不是通胀而是通缩，我不这样看。因为过剩除了有压低商品价格的一面，还有从实体经济中挤压出资本的一面，在人口不断增长的条件下，相关于土地的产品如农产品和房地产等都具有长期的短缺特性，所以仍会形成结构型的通胀，以前的房价与目前的粮食与食品价格上涨就是很好的说明。

　　从今年价格形势看，国际因素在减弱而国内因素却在增强，明年则不排除两者都增强，特别在今年秋粮上市后，由粮价进而食品价格上涨所推动的CPI走高可能会更明显，10月份以后甚至可能上升到5％。

　　城市化战略是“调结构”抓手

　　目前最复杂的是结构调整问题，虽然对结构调整似乎已有共识，但是对其内容却众说纷纭。到底哪个结构调整应占主导地位纲举目张呢？

　　从政策方面看，开始十大产业振兴计划出发点是为了在经济下滑的时候扩大投资。由于在过剩背景下产业振兴计划最后都是要增加产出，由此形成了更大规模产能过剩。因此当经济走出低谷后又开始反向操作，大量压缩产能。这又与保增长相冲突，所以又转到培育六大新兴战略产业，希望找到新的投资需求增长点，可这又不可能很快形成投资规模，因此又转向区域结构调整，批准了近20个国家级区域规划，希望由各地方政府的投资来形成大规模的投资需求。所以这些调结构的举措都是围绕着保增长这个核心来的。

　　这样就涉及到了增长、通胀与结构之间到底应该是什么关系的问题。我的理解是，增长类似于人的生命，经济结构则是人的各个组成部分，而通胀是病。良好的经济增长必须建筑在健康的肌体结构上，有病必须治，但是不能为治病而要了命。保增长与防通胀有一致的一面，即高通胀水平不利于增长，有必要压下来。但保增长与防通胀也有相冲突的一面，因为压低通胀的措施也会同时压低经济增长，过热时这个矛盾不突出，但如果象现在这样，经济增长内生动力很弱，采取加息等防通胀的措施就可能要了增长的命。

　　所有经济体的增长都是建立在一定经济结构上的增长，所以经济增长健康与否是直接取决于经济结构合理性。在外需强大时代，中国由重大内部结构缺陷所形成的分配向储蓄倾斜这个矛盾，不仅不会导致生产过剩，反而使中国成为参与市场分工最积极的国家，但次贷危机导致外部需求长期低迷，以往结构中有利于大规模外向型发展的因素变为不利因素。而未来能够引领经济结构发生向内需为主型转变非城市化战略莫属。

　　以城市化战略为主的结构调整会创造出强大的内生增长动力。我常举一个例子：在城市建筑10层以下的住宅，每平方米需要30公斤钢材，10层以上则需要70公斤。目前有2亿农民工，他们的家属住在农村，他们在城市打工，住在人均只有2、3平方米的工棚，如果他们和他们的家属都能象城市人那样生活，需要多少钢铁、水泥、家具、电器和其他消费品？中国的钢铁怎么会在不到发达国家一半人均占有量的时候就过剩？城市化会强烈拉动投资，未来20年每增加一个城市人口，就可以相应增加超过50万元的投资。如果未来20年中国要增加8亿城市人口，城市化率达到发达国家水平，就需要400～500万亿元的投资，所以在城市化领域中国投再多的钱也不会多，更不会过剩。

　　因此，在处理增长、通胀与结构关系的时候，一定要把以城市化为方向的结构调整放在最突出的位置，舍此不能保增长，经济衰退了低物价也没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