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朋友香山别墅露天小聚。空气中弥漫着各种说不出名来的花香，远山的美景妙不可言，梅花鹿在自由地溜达，山羊在悠闲地吃草，偶尔传来几声藏獒和金毛的狂吠。享受这样的美景，桌上有美酒，身边还有好友，心绪真的很好。

主人向新朋友介绍我的身份，说：“这是何玉兴博士。”我的心情突然糟糕透了，马上说：“有你这样骂人的吗？你才是博士呢！”

从社会学的分支符号学上讲，博士，是一个符号，这个符号凝聚着受人尊重的含金量。别人的情况我不敢说，就我个人的经历，为了考博，度过了多少不眠之夜啊！完不成学习计划时，用烟头烫大腿根儿；为了完成博士论文，读了一万多本书。当这样一个神圣的符号也可以弄虚作假，受到公众质疑时，我感到愤怒和耻辱。再有人介绍我的身份时，我宁可说我是卖白薯的、卖土豆的。

我一向不屑于和不介入所谓热点问题的争论，在这里，我谨从学术的角度，为读者提供几则关于诚信重要性的资料。

诚信是一种特殊的关系，它表现为一个主体与另一个主体之间的互相认可与承认，并且形成实际的再认可与承认的社会性联系。

诚信是一种现象，它深深地植根于社会大众的心中。诚信是一种价值，虽然不好估价，但确实有它可以感受得到的经济价值与文化价值。它不是短时期的沉淀，而是长期行为的累积结果。

在政治上，“民无信不立”，“诚信就是权力”。尼克松失去信任，被迫辞职。阿伦·布洛克说：社会的实力不仅在于经济力量，也在于它的凝聚力、道德精神，它的成员中存在的充分的共同价值观和信任感。亨廷顿说：信任可以减少社会关系中的不确定性，是社会秩序的基础之一，彼此不信任和人心不齐使社会变为一盘散沙。布劳说：社会交换基于彼此的信任，信任是稳定社会关系的基本因素，政治信用像威慑物一样加强人们的服从，产生一种乘数效应。邓小平说：“要取信于民，使党内信得过，人民信得过。”

在经济上，没有基本的信誉，商品交易就不能正常进行，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交子，就是在重信誉的氛围中养育而成的；“以上帝之名，我们相信”，这是美元上印着的话。商业信用加大了商业资本的效力。布劳说：“经济交换基于对法制的信赖。”迪尔凯姆进一步分析，认为契约的维持，不仅由于法律的制约，而且因为守信诺的道德情操。社会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平衡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要靠信用调节，现代商品经济就是信用经济。

在沟通上，没有基本的信任，再先进的通讯工具也是无效的。信任是连接社会关系的重要纽带，何光沪说：基本的信任“是维系一个社会最后的也是最强大的一道精神防线”。潘能伯格说：在与他人的交往中，信赖是格外需要的。纳普认为，不信任与怀疑是培植谣言的土壤。霍布斯在《利维坦》中说：不信任是引起战斗的原因之一。韩国学者赵永植认为，今日社会的最大弊病，就是来源于彼此的互不信任风气。

个别的失信是难免的，社会机制应该保证守信者得利，失信者受损。霍姆斯说：我们并不基于邮递员的仁慈而相信我们的邮件能够送到，我们所依靠的是一整套抽象的“成员规则”。科尔曼说：这是一个信任的大系统，一个互相信任的共同体。卢曼把信任作为简化社会复杂性的一种机制，没有对体制的信任，就没有社会群体间的互动合作。

信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显得必要，显得无奈。传统的群体关系是由神性、天意、权利安排的，信任并不太重要，现在，群体可以流动，可以选择，没有了信任，也就没有了沟通的纽带。对现代人来说，信任和沟通很难，问题不在于人们不知道什么是诚实，什么是信任，什么是沟通，问题不在于不想诚实、不想信任、不想沟通，而在于做不到。刘小枫说：“我想信任却没有能力。”科尔曼在《社会理论的基础》中有一个调查表，说明媒体、政府等在人们心中的信任度是逐年下降的。哈拉尔在论述资本主义危机时首先论述了公众的信任危机，公众对联邦政府、劳工组织、医疗机构、司法系统、新闻媒介、宗教组织等主要机构的信任程度逐年下降；约翰·奈斯比特说：日本一位在午夜电视节目中与穿着暴露的女艺人一起演出的丑角居然当选为大阪市市长，这是公众对政客厌恶、失望、不信任的结果。哈贝马斯论资本主义合法化的危机，主要指的也是群众对现存制度缺乏信任、忠诚不足的危机。帕森斯认为，只有市场力量不能解决社会问题，必须在法律、政治体系内解决。

莱布尼茨说：信任不能轻信，相信要避免狂信。当信任不值得信任的东西时，值得信任的东西就受到了怀疑。博弈论揭示了人性中的一种现象：有限重复囚徒困境的信誉效应，即只要博弈重复的次数足够多，“坏人”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表现得像“好人”一样。把握了这些相关原理，对于分析唐骏学历门现象是有一定启示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