鸿门宴的故事脍炙人口,具体情节就不必多说了,但有一点似乎仍然值得今天思考,即如何评价项羽放走刘邦的得失?在鸿门宴上,项羽要杀掉刘邦,可以说易如反掌。然而,项羽始终未能下定这个决心,而且对范增的提醒不予理睬,最终放了刘邦一条生路。两千年来,人们几乎都认为,项羽的这种“不忍人之心”害了自己,而很少考虑放弃“不忍人之心”对于人类社会意味着什么。
人们说到项羽,往往不屑一顾,因为他毕竟是一个“失败者”。即便赞扬他,也往往只是看到他“力能扛鼎,才气过人”(太史公语)。包括历代赞美项羽的诗文,都是突出他的英雄气概,如李清照“生为人杰,死为鬼雄”的绝句,几乎没有人赞颂他的一念之仁。相反,后人往往感到惋惜,在灭秦之初,刘邦已经成了可任项羽宰割的刀下鱼肉,大好时机,就被项羽这样白白放过了。正是项羽的一念之仁,给他带来了无穷的后患。于是,鸿门宴的故事等于在逻辑上警告后人:千万不要学项羽的仁慈,“不可沽名学霸王”。
这种对鸿门宴的解读和认知会在道德观念上产生深远的影响。当人们指斥项羽时,实际上就等于放弃了自己内心那种“异于禽兽者几希”的恻隐之心,处世准则就变成了赤裸裸的利害计算。人类就是这样回归丛林状态的。于是,从放弃仁慈出发,守信也就成为累赘。刘邦那种不讲信义的“斗智不斗力”,在刀兵相见的战场上明显占据优势。君不见,相约以鸿沟为楚汉疆界的谈判明明达成了协议,但刘邦即刻出尔反尔,守信回撤的项羽吃了大亏。
当人类不再仁慈、不再守信时,多数人并不是心安理得的。为了给自己找出良心解脱的理由,不少人就刻意把仁义分为两类,一类叫做“妇人之仁”,在更为高尚的理由之下完全可以抛弃。这样,批评起项羽就理直气壮—项羽的那种仁义不过是“妇人之仁”,我们追求的是“大仁大义”。刘邦和韩信,正是抓住了项羽 “妇人之仁”的弱点击败了他。因此,刘邦和韩信就成为人们的榜样,但很少有人想过:如果连“小仁小义”都做不到,仁义的根基何在?
当范增狠狠地摔了玉斗,并对项羽恶语相向时,项羽全当没听见。然而,当刘邦回去“立诛曹无伤”时,似乎没有人感到有什么不对。诚然,清除内奸谁也不能说是错误,但太史公这句话,恐怕另有深意。从《项羽本纪》我们不难看出,太史公对项羽也有诸多批评,但所有批评都是指向暴虐和不义,而丝毫不责其仁慈。也就是说,在司马迁眼里,项羽之败,败在崇尚暴力上,而不是败在妇人之仁上。按道理,司马迁思想上倾向于道家,道家是最有理由从自然角度放弃仁慈观念的,而《项羽本纪》没有这样做。这种春秋笔法,值得我们重视。
经营企业,没有人公开声称自己不讲仁义唯利是图,但是,在义利冲突时,经营者就会权衡,道义和仁慈究竟需要坚持到什么程度?一旦为了利益需要而不得不牺牲道义、放弃仁慈时,很多人不会学项羽,而是学刘邦。这样的企业,很容易丧失底线。因为“大仁大义”是由“小仁小义”积累起来的,没有大量的“妇人之仁”做基础,抽象的仁慈就会悬在空中。具体到顾客的利益和股东的利益,道义上必须重视“每一个”具体的利益。只要以为了整体利益的名义去坑害一个顾客,那么,道德沦丧的链式反应就已经被启动,除非有强大的道德惯性阻拦这种链式反应,这样的企业最终总会走向崩盘。而失去了“妇人之仁”支持的“大仁大义”,无论如何标榜道德口号,都会是一种虚伪。真正有生命力的企业,必须防范这种虚伪。应该理直气壮地宣称,没有妇人之仁就没有大仁大义。
当我们嘲笑春秋那位不肯乘人不备发动攻击的宋襄公时,真正的君子就不再存在;当我们批评项羽的妇人之仁时,人心的异化就成为常态。所以,宋襄公以后,得志的是小人;鸿门宴以后,得志的是流氓。这就更需要真正的企业家坚守“不忍人之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