倘若不是因为今年年中接二连三引爆的罢工事件，在华的日本公司已经很长时间没能引起全民的热议了。
继日本最大的汽车公司本田、丰田陆续被卷入罢工风潮以后，今年8月，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会见日本外相时，提出希望在华的日资企业提高中国工人的工资—低工资正是罢工的导火索。
更为鲜见的是，日本前任外务大臣冈田克对此回应说：除非中国使其商业规则更加透明且具有连贯性，其中包括处理劳资纠纷的法律框架，否则中国有可能失去外国投资。将商业问题升温至外交公开争论，为近三十年来所罕见。在这种情形下，双方高层进行会晤，席间，冈田克再次向温家宝提出，中国应尽快建立明确的劳资规则。“我认为不会很快得到回应，因为这是一个重大问题。”冈田克说。
当然，这也传递出一个积极的信号：双方能够直面任何敏感的纷争，由于公开化，人们正试图厘清商业纠纷与一触即发的民族情绪。以至于，日方非法扣押17天中国渔船船长詹其雄这类引发高度紧张关系的外交纠纷，也并未使在华日本企业像以往那样，如履薄冰。
但对在华日本企业来说，2010年仍是关键的一年。排除两国间复杂的历史及政治关系，这一年，日本企业对中国普遍民众而言是如此熟悉而又陌生。一方面，双方对各类纠纷司空见惯，另一方面，频繁的摩擦也令在华日企低调、保守、封闭的整体形象，暴露在中国民众面前。
从某种程度上说，作为1970年代最早进入中国市场的外国公司，日本企业尤其是在家电领域是中国民众对于现代生活的启蒙者，但这一陈旧的企业印象数十年来未曾得到更新。多年来，无论是累计对华投资还是单年度的投资额，在华日企都不逊于欧美企业，但是他们的投资思路却是长期把中国当做生产基地。当欧美同行开始注重中国消费市场崛起，并已经尝到盈利甜头时，日本人的更多精力仍放在工厂的不断改善上。简言之，人们仍对 “日本制造”的血统深信不疑，但后者已失去光泽—曾是科技业风向标之一的索尼现在已很难被视为领先于时代的‘酷公司’，其最为标志性的产品仍是二三十年前的随身听和十年前的PS2，它漫长的产品线正面临着众多不相伯仲甚至领先于自己的对手的挑战。
一个小小的佐证：迟至2010年，中国日本商会才第一次推出包括建议的《中国经济与日本企业2010 年白皮书》，而类似的白皮书中国欧盟商会今年已是第九次推出。另一个佐证是，过去几年，在华日企的最高负责人，其中为数不少都由总部即将退休的高管派驻过来，让这些高管在中国“发挥余热”。相较之下，一些欧美企业在华的最高领导，则大多年富力强，在中国完成使命后，往往还能晋升。
直到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日本企业在华的策略才开始出现集体拐点。危机之下，日本内需持续不振，欧美市场大幅缩水，中国成为引领全球经济复苏的重要引擎。自此，日本企业开始真正把中国视为消费市场而不是制造基地来对待。
根据日本贸易振兴机构的问卷调查，对于日资企业来说，中国是最重要的业务发展地区，未来一两年内打算“扩大”中国业务的日资企业达61.9%。作为业务扩大的具体方针，“开拓新兴市场(扩充营业、销售网)”居首位，达到了68.3%。这意味着，拥有13亿人口的中国吸引日本投资者的不再仅仅是廉价的劳动成本，正在快速成长的中产阶级也成为了日本企业渴望的消费人群。
但作为“后知后觉”的跨国公司群体，日本企业此时不仅要和强大的欧美同行、崛起的本土企业展开更为激烈的竞争，而且还要面临相较其他跨国公司更为复杂的局面，以及微妙的民族情绪。
分裂割据
尽管同属于外商投资者且受两国与中国政治关系影响，在华的日本企业显然比美国企业更如履薄冰。
数年前，一位日本企业的管理者对《环球企业家》坦言，在中国的日本企业无异于“建立在沙滩上”。严密关注中日关系一直是在华日本企业日常运作中不可缺少的一环。每当两国出现政治摩擦，民族主义情绪开始蹿升时，它们的神经就会绷紧，尤其是在一些敏感的纪念日或突发事件爆发时。
与这种心态相互映衬的，则是日本企业在中国分裂割据的组织形态。
最初，日本企业在华的投资均由各集团事业部独立进行，不同事业部会根据自己业务的特点在华成立具有法人实体的子公司，其结果是，日本企业在华的业务相对分散，而且互相之间没有关联，缺乏协同。比如日立在华子公司最多时曾达到了130多家。这样的情况几乎一直持续到2006年前后，一些日本企业才开始把在华子公司的整合提上日程表。事实上，这是日本公司全球化体系弱点的局部体现。这一点在业务线很长的索尼尤为突出，其对“一个索尼”的强调除了希望通过硬件、软件和内容的整合获得更强竞争力，也因为过去多年各部门间的割裂相当严重。
其实，欧美企业最初也是通过一些事业部在华进行投资，但是他们很快就注意到“一个整体”的重要性，于是早在1990年代到2000年前后，就完成了在华投资有限公司的整合管理，俗称中国区(大中华区)，并由华人或者熟悉中国市场的外国人担任总裁—他们往往也是公司全球级别的副总裁，代表公司在华的整体形象。
这样一来，造成了两类跨国公司的最大区别：日本企业对中国市场的变化反应相对较慢，且内部各个部门之间的信息沟通不畅。在欧美公司因为中国区的力量日益增强，而提升中国区地位甚至直接可以向总部汇报时，日本企业却还需要花时间在中国各个子公司内部。
事实上，今年接连发生的日企相关工厂罢工事件，以及由此引发的劳务成本上升问题，就是这种情况下的一个体现。
在《中国经济与日本企业2010 年白皮书》中，日资企业列举的经营方面的问题，最多的即是“工资的上涨”。白皮书提到，“进入2010年后，各级地方政府开始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并出现了‘民工慌’等劳动力不足的状况，使得劳务成本呈现出增长趋势”。
在东芝(中国)有限公司董事长、总裁田中孝明看来，劳动力成本上涨的压力并非从今年才开始凸显，200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的颁布是一个转折点。员工的劳动保护意识有了提升。目前中国劳动力成本上涨的压力，对于田中孝明来说，似曾相识。日本1970年代的高速成长期也曾遭遇了类似的连续几年劳动力高涨的情形。日本的国民收入所得分配率占到了GDP的60%，目前中国的这一数值是45%，“中国的工资增长是一个趋势”，田中孝明对《环球企业家》表示，“即便如此，中国仍是具备成本优势的生产制造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