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CPI高涨的情况下，北京再现招工难。

　　据统计，第三季度北京人力资源市场共收集发布岗位需求70.9万个次，登记求职人员59.2万人次，供求矛盾缺口达到10万人计。

　　近几个月，走在北京街头，一个常见的景象就是店铺门上都贴着招聘广告。

　　岗位挺全乎，涵盖普通服务员、餐馆的厨师、服装店的导购、物业大楼的电梯司机、清洁工、保安……招一两名的已罕见，一般上面都写着“若干名”，有的甚至直接写着“几十名”。

　　一些招牌都泛黄了，还是在默默地贴着。之前活跃在这座城市里找工作的姑娘、小伙子似乎一夜之间都不见了。

　　翻开报纸的人才周刊，高薪诚聘IT精英和猎头公司的大幅广告已不常见。反倒是一些招聘传菜工、电工、保姆和促销员的广告占据大幅版面，甚至为招到农民工，昔日高高在上的老板们已开始托关系求人。

　　面对人口红利的消失，面对工资的成倍上涨，面对“90后”农民工的不安分与新动向，企业应该主动拥抱“分配改革”，还是削尖脑瓜去抢人？而新一代务工人员是应该去要挟涨薪，还是在家乡的乡村开辟一片天地？

　　一夜间，一名大厨月薪上万超白领；一夜间，一个村子几十家工厂办起来。是走是留？何去何从？考验的是每个人不同的钱袋，也是中国整个蓬勃的经济。

　　满街招聘

　　根本没人来 报纸打广告

　　“今年年中，很多人就不想干了，觉得工资太低了，还不如回去。”京城一家普通中餐馆老板介绍，从年初以来，各种迹象就很明显，好在去年餐馆利润下滑的情况下他也没有裁员，工资不断小幅上调之后，没有员工离开。

　　相比老店，新开业的餐馆面临更大压力。正准备在朝阳区新开一家西餐馆的李老板甚至动起了在报纸上打广告的念头。原因是开业日期临近，众多重要岗位还空缺着，通过熟人等渠道发布消息根本就没有人来。

　　“越到年底招聘的单位越多，人也越难找，现在是根本就没人来问。”公主坟边上几家底商负责人抱怨说，招到了也基本上说走就走，以前要是说压半个月工资往往就会乖乖地等着，现在很多人根本就不要了。

　　工资普涨

　　一千变两千 还是“感情价”

　　目前，准备在朝阳区开西餐馆李老板，开出的工资标准已经比之前的心理预期高出了近一倍，以最普通的服务员岗位为例，他最初预算1300元左右，现在已经提到了2000元。

　　他还明确承诺，根据工作表现给予提成和补助。还有休假之类的福利。

　　北京地区一些普通饭馆，在2007年的时候，粤菜等菜系的大厨的工资在4000-5000元，但现在已经突破了万元，还得包吃住。普通厨师工资也上涨到了4000-5000元。这种价钱往往还是个“感情价”。

　　实际上，“富士康跳楼事件”出来之后，很多家长都打电话嘱咐孩子：“工作不想干了就回家，没什么大不了的。”种种因素都在提高着工人的谈判权。

　　工荒工慌

　　企业不适应 就会被淘汰

　　“工荒并非真的缺人，而是劳动报酬不足以吸引员工。”一位业内人士表示。虽然企业初次分配不均衡现象一直都存在，但是随着物价上涨影响越来越深远，党和国家相关部门此前屡屡提出的分配改革，显然值得企业深思。

　　“这是一种博弈，很多企业称没利润，不愿给员工加工资，但实际情况如何？市场总是会告诉大家真相的。”业内人士表示。很多企业仍停留在多年前的思维里，老是想着不对等的利润分配方式，但随着经济发展，分配格局必然会发生改变。

　　“做企业的要拥抱变化才行，否则会被淘汰的。”上述人士认为，一直以来企业话语权远比工人强得多，导致社会一看到企业叫苦，就以为企业没有利润了。实际上，相比工人的收入，企业老板财富的增长速度远比工人大得多，“老板要认识到，暴利才是不正常的。”

　　温州福利

　　工薪涨两成 免费空调房

　　北京不是个例，临近年底，年初用工荒的发源地东南沿海，同样在品味着人手不足的苦涩。

　　“以前很好招人的，今年不一样了。”温州奥康千石工业园的总经理樊曼如表示，为了应对人手不足，他们不得不加大面积撒网，“安徽、河南，还有重庆附近一个很偏僻的小村子，为了招工，我们今年都去了。”

　　为了吸引工人，企业开出的薪资条件随行就市地一路涨上去。进厂才一年的晓青已经涨了一次工资，“去年的保底工资是1200元，今年涨到了1500元”。而企业在福利待遇上的竞争也让她的实际收入提升了不少。“以前的厂服要自己出一半钱买，但是现在都变成免费发的了，社保需要自己交的那部分，今年厂里也全替我们出了”。

　　樊曼如告诉记者，与去年相比，厂里的平均工资今年已经涨了20%，这在千石乃至温州都是普遍现象。大幅招工广告牌常年摆在企业门口，“免费提供空调房、补贴一半餐费”，“普工保底工资1800元/月以上，技工3000—5000元/月”，“每月休息4天”……

　　核心原因

　　家乡发展快 不愿再打工

　　人都去了哪里？温州老板樊曼如认为原因很多。

　　首先，经济回暖，需要用人的工作多了。其次，产业西移，国家支持中西部政策的出台，促进了当地经济的发展和用工环境的优化，这让成熟工人们选择回家就业或在家创业。

　　“今年8、9月，我去了江西、湖北看，现在那一个村子一小块地方就有几十家工厂办起来，比如沿海工人工资2000元，在那里1500元，但是可以不离开家和亲人，越来越多的人不愿意出来了。”樊曼如告诉记者。

　　樊曼如分析，这些在内陆的企业大都是台资兴办的，制造成本算下来也就比沿海“便宜一两元”，他们真正看中的也是那里充足的劳动力。

　　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樊曼如认为用工荒也是时代发展的必然，“‘80后’、‘90后’是现在工人的主力军，我们厂里的工人平均年龄也就二十三四岁,他们不像上辈人能吃苦，他们更追求工作条件、生活质量和职业发展”。

　　企业出路

　　用人成死结 增长需转变

　　为全球买家提供采购信息的B2B媒体公司环球资源的一项调查显示，在针对239家中国供应商的调研中，64%的受访供应商表示，即使员工薪酬上升，他们仍需续聘人手。

　　在竞争激烈、产品价格提高有限的情况下，企业们还在寻求别的方法，而非仅仅是涨工资。

　　奥康瓯北制造中心总经理郭勇认为，这种现状将直接倒逼企业加快结构升级和技术改造来消化成本。“让熟练工再提高效率是不现实的事，那么剩下的唯一一条路就是更新设备”。

　　郭勇表示，一台电脑花样机一天的工作效率也相当于十几个工人。今年年中，他还去了江西、四川等省份实地考察，发现一种新的生产方式正在兴起。很多从沿海地区返乡的熟练工人开办了针车生产线、车包生产线等专业化、单一化的工厂，有的甚至一年产值达到千万元。“可能未来我们也会将生产的环节拆分开来，部分或者全部外包出去”。

　　-记者手记

　　人口红利时代已经结束

　　刘映花

　　中国的人口红利时代是否已经终结？对此，学界意见并不统一。然而，看看我们身边的变化就会发现，这一问题早已不是学术之争。

　　自2004年开始，中国以低端制造业为代表的工资水平已经进入了上升的快车道。在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停顿了一年后，2010年春节前后，形势出现了“大逆转”，工厂接了单却雇不到人，提高最低工资又被提起。

　　今年年初至今，工资上涨一再加速，各省的最低工资已经平均上调了15%-20%。

　　30年来，中国的“世界工厂”奇迹，除了受惠于开放的政策、丰富的自然和土地资源外，更得益于充沛、年轻的人力资源。中国依靠世界上首屈一指充足廉价的劳动力大军，让“中国制造”以其价廉物美横扫世界。

　　曾有统计，劳动力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25%。仅仅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就达1/4强。

　　但是，依靠廉价劳动力推动经济发展的模式已经遭遇了挑战。中国的人口结构正在发生变化，年轻工人越来越少、流动性越来越弱，这可能继续促使薪水上涨。

　　同时，内需经济的发展必然要求提高国民的购买力，而大多数人购买力的提高必然来自收入的提高。中国也许需要在全球产业链中寻找新的位置。

　　在这方面，企业主和人事经理们往往比经济学家有着更加笃定的判断。

　　记者采访的老板们几乎一致认为，坐享人口红利时代已经结束，劳动力成本上涨是不可逆转的趋势。

　　不过，值得庆幸的是，他们也并非认为这就意味着“世界末日”。有实力的台资企业开始加快像中西部迁移的脚步，他们将带动当地还不甚完善的配套设施和基础设施；大部分内地企业则试图通过提高劳动生产率消化成本，尽管这意味着他们必须暂时加大设备投入，而非把利润在压价竞争中都贡献给外国消费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