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中国人用慈善能够交换到的权力，比西方人少得多。在中国古代，大商人要想得到权力，会去买个官，而不是做慈善。中国古代的有钱人做慈善，最多只能得到良心安慰，或者是求来世福报。
总之，一个好的社会，不需要有那么多人热衷做慈善。如果一个社会整天呼唤慈善精神，甚至达到了急需慈善的地步，这个社会一定出了问题。
冯军：我的看法不同。我觉得，一个社会越健康，慈善制度应该越健全，参与慈善的人应该越来越多。一个好的社会，一定是一个充满爱和给予的社会。
李连杰：我觉得，人类社会的结构有三个层次，包括政府，企业和社会团体，以及每一个公民。三个层次的人群都应该发挥自己的作用。任何一个国家，只要慈善事业发达，社会公益组织很多，就说明这个国家有问题吗？那么，所有的国家都有问题，只有天堂没问题。因为有人就会出问题。几千年以来，世界上各种文明都有慈善的传统。但是，近代，“慈善”这个概念被更多的定义为一次性的短期行为，而公益事业就不一样，它被解读为公众的利益，任何人，无论贫富，都可以去关怀他人，这是可持续的。
何力：看法不同的根源就是东西方的文化差异。在信仰层面上，毫无疑问，中国是一个没有上帝的民族，中国人做很多事情都显得更加功利，慈善方面亦然。但是没有上帝并不意味着我们没有信仰。从道德层面讲，我们在自己的文化基因中也可以培养出为他人着想的品质，培养出我们自己的一套道德规范。
慈善的真相
主持人：慈善何以备受关注？
何力：慈善之所以成为人们关注的话题，原因不是信仰，大半是因为社会的贫富分化，甚至有一些是仇富造成的。今天我们所经常提到的慈善，通常是指有钱人帮助别人，而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每个人都应该用自己的能力和方式去帮助别人”。在这一点上，慈善的本意已经被扭曲了。
从社会层面看，中国人喜欢用阶级的视角来看问题。实际上，因为人的能力、机遇，方方面面都不一样，所以就会有贫富，就会有阶级。但是，当阶级分化到一定程度，中国人就要革命，就要均分。
从道德层面上看，社会需要道德，但道德主要是一把自省的尺子，而不应该去测量别人。很多人都喜欢拿道德作为武器，去攻击别人做得如何，这是不对的。其实，即便是有人因害怕谴责而做慈善，也很不错。比如，汶川地震，有的人不得不捐，这没有什么坏处。
诚然，有人说陈光标很偏执，但世界上的人本就是各式各样的，他有他的自由，何况他没做什么危害社会的事情。有的企业家不愿意裸捐，也是他的自由。然而，身为公众人物，公开的谴责或者反对慈善，没有必要。
刘仰：当今的中国，存在贫富不断分化的问题，因此，有人会把“富豪捐款”和“均贫富”连在一起。其实，富豪捐款是无法达到“均贫富”的效果的，甚至，从某种意义上说，富豪捐款，是维持这种贫富不均状态的一种伎俩。对穷人而言，慈善只是一种虚幻的假象。
主持人：众多中国企业家都不认同“裸捐”。更有企业家认为，能够努力纳税，创造更多就业机会，就是他们做的最大的慈善事业。墨西哥电信大亨就是如此。对此，你怎么看？
冯军：这是慈善的另一种形式。但是，进一步说，企业能有发展，得益于整个社会的支持。所以，还是要力所能及的帮助需要帮助的人。参与是最重要的。
何力：这就是某些企业家不懂什么是慈善，才会说这样的话。慈善是基于信仰的，无论是个人的信仰还是企业的信仰。而纳税是义务。这是两码事。创造就业也是企业发展必然带来的结果，反过来说这些员工还给企业家带来了利润呢。照章纳税，创造就业，都是好事情，但那件事不是慈善。
刘仰：从企业的社会责任而言，慈善可能是其中一方面，但绝不是最重要的。社会责任怎么体现？日本有些企业是员工终身制的，比如，在市场不好的时候，宁可压缩工资，也不开除员工，这样做，比捐款更负责任。
实际上，政府搞社会福利、社会保障，也不是凭空做的，用的是纳税人的钱。如果政府有信用，有效率，就能把这些搞好，纳税人的权利和义务就是对等的。只有在政府失去信用和效率的情况下，纳税人才可能会想到，与其把我的钱交给这样的政府，还不如我自己去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