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院长周林(资料图)

　　他是世界计量经济学会第一位中国大陆的院士，他曾在美国耶鲁大学、杜克大学和亚利桑那州立大学执教二十余年，也曾在国内清华大学、同济大学和长江商学院授课。2010年4月，周林教授全职出任上海交大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院长。

　　上海交大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是一个以技术管理见长的老字号的国内知名商学院，和其他MBA学院不同的是，周林更看重学员的创新能力。近日在广州出席亚太地区商学院领导人会议期间，周林接受了时代周报专访。

　　老龄化问题加剧

　　时代周报：你的研究领域很宽泛，最初是数学，后来研究领域覆盖微观经济学的理论基础，包括博弈论、机制设计、社会选择和福利经济学，从自然科学到社会科学有什么必然联系?

　　周林：经济和管理是文理并重的学科，研究的对象是人与社会，但研究的方法可以是高度量化的，需要用到很多数学和统计学的工具。比如选举问题的现代研究大量使用博弈论方法，形式上看上去是数学，实质上却是在关注社会问题。当然，很多现代经济学研究的结果还要通过学者直白的阐述使其更容易被社会大众接受。

　　时代周报：我对其中的社会选择理论和社会福利学比较关注，为什么你选择研究这个领域?

　　周林：社会福利是一个重要的经济学理论问题，如何满足社会大多数人的利益，在实践中这也是一个很困难的问题，因为大多数社会福利政策牵涉到利益的再分配，当我们把富人的一块钱转移给穷人，会不会让社会福利增加?怎样在个人利益的基础上寻求社会利益的最大化，这是社会福利学研究的重要内容。

　　时代周报：社会选择和福利论在行政管理中有什么实际应用?

　　周林：譬如说，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收入税都采用高额累进税，这就是基于上面的理念，一块钱对穷人比对富人能带来更大的福利。但这个制度走到极端时会产生激励的问题。日本税收在最极端时最高的边际税利率曾高达80%，这时，高收入的人士就不愿意更努力地工作，结果整个社会的生产力就会下降。所以，怎样在公平和效率间建立一个合理的平衡也很重要。

　　时代周报：谈到福利就不能不提老龄化的话题，现在中国劳动人口只占到总人口的40%，未富先老导致社会福利压力加大，你认为该如何应对这个问题?

　　周林：很多国家的老龄化问题比我们严重得多。但是从目前人口结构来看，中国十几年后会步入老龄社会。大多数国家的社会保险制度是通过赋税把就业人口的部分收入转移给退休人口，退休人口大量增加后就产生问题了。有些人士提出解决老龄化问题就要开放计划生育，增加年轻人口的比例。是否开放计划生育我们可以讨论，但是这并非是解决老龄化问题的唯一对策。逐步地提高退休年龄也是应对老龄化问题的一个办法。现行退休年龄太早，几十年来人口寿命的增加还没有反映到退休年龄上。其实，目前退休人员大多相当健康，而且现在很多工作的性质跟过去不同，核心竞争力不再是体力，而是智慧和经验。如果把各个阶层人员的退休年龄适当延长，大多数人也应该会是愿意的，毕竟目前退休工资包括养老金和在岗位上的工资还是有相当差距的。这件事在发达的福利国家不容易做，因为他们的政府养老金和工资相差太小。中国在建立未来的养老金制度时必须将这个因素考虑进去。

　　把减税落到实处

　　时代周报：金融危机后，显露出国进民退的迹象，一方面强调公民资产性财富占比要增加，一方面数据显示民营企业500强利润加起来还不如一个中石油加中移动，如何处理国富和民富的关系?那用什么办法解决呢?

　　周林：中国经济改革的成功很大程度是通过体制的转变，提高了个人的积极性，提高了企业的效率。但是，很多重要的行业还是由国家掌控，特别是一些垄断性强的行业，如石油化工、通讯等。因为垄断性行业有强大的盈利能力，自然国企的利润就更高。相对来说，很多民营企业，特别是竞争行业中的中小型企业，利润率和利润都非常低。国富是好事，但更关键的是要民富，国有企业的主人是老百姓，老百姓都应该分享中国经济发展的硕果。当然，有些没有到老百姓手里的收入由政府支配投入了城市和乡村的基础建设，这也间接地提高了人民的生活水平。但是，把属于全民的收入直接转变成老百姓的消费力，现在做得还很不够。中国居民的消费只占GDP的40%左右，而发达国家都是60%-70%。中国的经济要持续发展，居民消费的比例必须增加。

　　有的专家建议发全民红利，但这不太现实。最可行的办法是减税，可以适当提高个税起征点，也可以考虑提高每一个税率档次的起始点。老百姓手里的钱多了，他们就更加愿意消费了。现在国家税收每年增长20%以上，远远超过GDP增长，这是很不合理的现象。

　　时代周报：除了个税外，其他税收需要调整吗?

　　周林：如果我们想支持中小型民营企业的发展，增加它们的活力，那么我们也应当调整对中小型企业的税率。

　　时代周报：请你对热钱、汇率和通胀这三个金融热点问题谈一下看法和预期?

　　周林：这几个问题其实是互相关联的。中国外汇交易没有完全开放，汇率不能随市场调整。但从经济走势看，汇率是必须要调整的。大量的贸易顺差给我们带来了很多外汇，外汇留在国家，而同这些外汇等值的人民币进入流通，造成了通胀的压力。因为大家有人民币升值的预期，热钱也通过非法渠道进入中国，更加大了通胀的压力。很多流动性进入股市、楼市，要是将这些资产的升值考虑进去的话，物价上涨的实际水平比CPI的上升还更高。

　　时代周报：对未来几年汇率和通胀的走势有什么预期?

　　周林：如果通货膨胀加快，会减轻一些汇率调整的压力。但是政府不可能允许高通胀，会通过很多手段控制通胀，包括货币回笼、提高存贷款利率等。因此我不认为中国会有太大的通胀问题，适度通胀是可以接受的，对经济也许是有益的。汇率方面人民币升值的压力则一直会存在。在人民币开放方面，中国政府的步子可以迈得更大一些，有些事情早做比晚做要好。不能简单地说人民币升值就是美国的阴谋。对于大多数老百姓来说，人民币升值不见得是坏事，人民币升值一方面反映我们国家经济和贸易的实力，另一方面也可以增加中国老百姓的购买力。当然，人民币升值可能对出口企业的冲击比较大。但如果这些企业是属于通过廉价劳动力和大量消耗资源而存活的行业，反倒应该借此调结构，转变经营和盈利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