汇丰集团首席经济师简世勋（Stephen King）认为，新兴市场增长加速，但通胀压力如芒在背。其观点和依据如下：
　　新兴市场重新加速
　　2010年第四季汇丰“新兴市场指数（EMI）”显示，经历上季短暂放缓后，经济发展的步伐在岁末重现加速。第四季指数虽未能重返2010年初所见之高位，但已从上季的54.2回升至55.7，说明新兴经济体继续扩张，增速远超发达经济体。
　　经济活动升温，主要与制造业产出的广泛回升有关，当中又与中国、以色列、波兰、土耳其的产出增长关系最大，而新订单的大幅增加也有推动作用。俄罗斯服务业在本季出现令人可喜的回升，但在大部分地区，服务业的增长步伐未见太大改观。出口活动有小幅改善，但增速远未如2010年初之强劲。
　　通胀成最大忧虑
　　通胀问题是最大隐忧。自2008年初历时数月的粮食与能源短缺过后，EMI的成本与价格指数从未出现过如现在这般令人担忧的升幅。诚然，在第四季，投入价格比产出价格涨势更快，这意味着若非企业盈利或劳工工资受到挤压，便是生产力提高，消化了成本涨幅；然而毋庸置疑，通胀压力正急速上升。新兴市场的决策者能否抑制通胀，这是投资者在2011年将要面对的一个重大问题。
　　新兴经济体增长过快，而发达国家则持续疲软，两者对比鲜明。中国、印度的通胀压力上升，而美国通胀率下降，两极趋势是否会持续？若是，对全球经济又会产生怎样的影响？
　　负债与无负债之别
　　解读当前形势，宜从债务问题着手。目前西方各国负债累累，新兴经济体则无太多负担（就过去标准而论）。为尽快振兴经济，西方决策者纷纷采用非常手段，最近登峰造极之作便是美联储决定实施的第二轮“量化宽松政策”(增加发钞购买国债），试图以此在“零利率”环境中加强货币手段的刺激作用。
　　然而，到目前为止，受此刺激方案影响较大的反而是负债较轻的新兴市场，而非负债较重的发达国家。许多新兴市场的货币都与美元挂钩，美联储的货币政策因而不但影响美国本土，也波及全球，而由于新兴市场的债务负担比西方国家轻松，因此前者经济急速膨胀，而后者尚在收拾财政困局。
　　商品价格上涨
　　在美联储忙于印钞而新兴经济体高速发展之际，商品价格也随之急剧上升。部分商品（尤其是贵金属）明显成为对冲美元贬值的工具。其它类别的商品在新兴市场也有庞大需求（中国尤为明显），这反映了一个无可回避的现象 — 发展迅猛、人均收入较低的发展中国家正雄心勃勃地进行各项基础建设；医院、机场、公路、铁路、桥梁，这些在发达国家已相当成熟的基础设施，新兴经济体仍正在兴建中。此外，在新兴市场，随着生活水平的提升，消费者的膳食中也逐渐出现更多肉类和奶制品，因此谷物需求日增（通过饲养动物为人类提供食物是非常低效率之举）。
　　对于新兴经济体来说，这些变化可谓福祸相倚。新兴市场大多是商品生产国，商品价格上升，其出口收入便越高，经济增长的步伐就越快；但与此同时，因为人均收入较低，食品和能源价格的上升会加剧贫困和收入分配不均等问题。因此，对新兴经济体而言，最大的挑战是如何在高速发展经济的同时抑制通胀。
　　如何处理过热
　　一个看起来不错的解决方法是加息和让货币与美元脱钩。美国决策者当然欢迎这个办法，但其实不无巨大风险。请看巴西的例子：近年巴西容许其货币“雷亚尔”大幅升值，虽然理论上本币走强会带来好处（迫使国内成本下降、进口价格降低），但巴西通胀高企一直令人不安，而本币升值也明显削弱了巴西制造业的竞争力。
　　中国也处于两难局面。人民币升值或可暂时减轻国内通胀压力，但同时也会使中国持有的美国国债及其它美元资产贬值（以人民币计价）。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日圆大幅升值，加上不可持续的发展模式，日本经济最终酿成泡沫；日本的经历，让中国的不少决策者对货币升值颇为审慎。
　　那么，新兴经济体又可以怎样做呢？除加息和货币升值以外，还有很多其它选择，方式也各有不同。在宏观经济层面，可采取紧缩财政政策，以收束相对宽松的货币环境，而这正是许多亚洲国家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推行的政策，但结果大多劳而无功。许多亚洲国家虽然奉行盈余预算，但仍不敌金融过度，最终酿成1997至1998年的亚洲金融风暴。
　　因此，较为可取的办法是“反其道而行之”。假如美国和其它西欧经济体采取量化寛松政策，那么新兴经济体可以实施“量化紧缩”来抵消前者对其经济的影响。事实上，新兴经济体的决策者已着手此道。在货币与美元挂钩的香港，政府宣布提高物业贷款的抵押要求，降低信贷需求，以对付资金过剩。中国及其它一些国家则要求银行增加存款准备金，以限制信贷供应。此外，许多新兴经济体已经采取或考虑采取各种相当于“金融堤坝”的资本防控措施，防止流动资金因过剩而泛滥。事实上，有别于上世纪九十年代，资金管制这一方法现在也得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认可。
　　诚然，这些政策大多还在试验阶段，最终是否有效，现在还不得而知。但至少，这是对西方国家试图为解决自身问题而开动印钞机的直接反应。西方国家既然耍弄非常手段，新兴经济体还以非常措施实在无可厚非。不过，新兴经济体的景况总体比西方乐观：增长稍微过快，即使通胀压力小幅上升，总比增长过慢、失业过多、全面通缩要好些。
　　长远的故事
　　虽然“新兴市场指数”只能反映当前及不远将来的发展，但从中可以不断看到新兴市场相对优胜的表现。当综合指数的数值达到50，新兴市场GDP 的增速相应约为5.5%；而同样的数值，对于发达国家就意味着增长停滞。换言之，从“新兴市场指数”提供的经济周期信息可以看到，新兴市场的结构性增速远高于发达国家。年景好时，发达国家的增速可能是2.5%，但在新兴经济体，增速却可轻易达到7.5%。
　　新兴市场所经历的迅猛增长，部分可诠释为“后来居上”。毕竟，在二十世纪绝大部分时间里，不少新兴经济体处于经济冰封状态：资本相对缺少流动性、同时，受当时自身政治经济体制的限制，经济繁荣亦无从谈起。如今，随着经济、政治联系的重建，这些新兴经济体遂能迎头赶上，弥补过去数十年、甚至数百年间所失去的机会。
　　新的黄金时代正在诞生？
　　故事至此尚未完结。今天，全球贸易已进入了新阶段，新兴市场彼此之间的贸易正与日俱增，有可能形成又一个经济发展的“黄金时代”。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发达国家在贸易关税下降、国际贸易兴盛的大环境下曾出现较长的高速增长期。这一幕即将在新兴市场重新上演。目前，新兴市场之间的贸易关税仍然相当高，若它们能携手清除关税障碍，全球贸易将会真正出现大规模增长。当中国与巴西、印度与中东、非洲撒哈拉以南地区与中国之间的贸易流量日益扩大，假以时日，美国消费者对全球经济活动的影响力便会逐渐下降。
　　事实上，改变已经发生。在2000年科技泡沫达到高峰时，全球投资支出增长6%，当中发达国家贡献了三分之二；2010年，全球投资支出增长可望达到10%，逾八成将来自新兴市场，当中中国占主导地位。虽然尚无完整数据，但相信中国家庭在全球消费支出增长中的比重已和美国家庭不相伯仲。试想中国十年前的境况，今天的成就可谓非凡。这是一场实实在在的革命，世界经济正经历翻天覆地的转变。
　　当然，不如人意的事情还有很多。食品价格上涨可能引发“粮食战争”、保护主义抬头，而目前人们尚未意识到这些威胁。气候变化可能令水源终断，导致部分新兴市场出现粮食短缺。在许多新兴经济体，边界纠纷一直未得到妥善解决。随着新兴经济体寻求提高在其它区域的影响力，无论是为了获取原材料资源，还是为了取得重要资产的拥有权，新兴经济体与发达国家之间的矛盾也许会日渐加深。收入分配不公的问题日趋严重，也会导致某些新兴经济体内部的政治局势紧张。
　　然而，目前新兴经济体正处于经济发展的最佳时机。“新兴市场指数”证明，2010年第三季的增长放缓只是短暂现象，持续增长的机会尚在。近期最令人担忧的是通胀问题，我们将继续借助“新兴市场指数”来观察决策者能否成功驾驭通胀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