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南方某报做了一个调查性报道，标题是《年轻人，到“体制内”去》。该文通过调查获知，新一代年轻人就业，正在谋求向体制内回流，“倾向大型国企、事业单位和公务员的比例逐年攀升”，而作为桥梁之一的国考，更是炙手可热——2011年国家公务员考试报名人数逾140万，竞争最激烈的前6个职位考录比例超过3000∶1。这些年轻人趋之若鹜的原因，正是“稳定、高福利、有保障、安全感”这11个大字。

　　该文分析到这个原因后，就没有再深入下去。再深入下去，问题似乎就更复杂了：为什么“体制内”再次成为香饽饽呢？这一现象又是从何时开始的呢？笔者想先从两个判断说起：其一，人才流动的天平再次向“体制内”倾斜，且这次倾斜的力度更大，特点更明显；其二，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不彻底甚至部分倒退进而强化了“体制内”机构的地位，为人才向“体制内”倾斜提供了经济基础。

　　在说第一个判断之前，笔者先试着分析一下何为“体制内”。关于“体制内”的解释很多，笔者认为，在当前的历史语境下，“体制内”指的正是与公权力相关的国家机关、国有企业和事业单位等组织机构，所谓的体制内的人员，指的正是在这些机构中工作的有编制的这部分工作人员。

　　有了“体制内”这个基本概念，我们即使不看这篇报道，也很容易得出第一个判断——公务员报考人数连续三年超百万，事业单位一编难求，应届生更想进国企等皆可印证。并且，人才更倾向于向“体制内”流动，据笔者了解，这不仅是当前的一种趋势，而且已成为一种新的就业潮流，成为一种新的社会共识，正如该报道所说，“现在全社会都认为这才是有进取心的表现”。

　　与这个判断相反的是，“体制外”单位正在受到人才的轻视，连不少曾经高薪的外企也不例外。说到“体制外”，就不能不提到另一个熟悉的陌生词汇——“双轨制”。

　　“双轨制”作为特定的历史现象，是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的产物，让不少人印象深刻的“价格双轨制”，就曾给中国经济带来极大的危害。可以这么说，“双轨制”的存在，是审慎改革的产物，也是改革不彻底的产物。“价格双轨制”随着改革的深入已淡出人们的视野，“人才双轨制”却越来越遭到公众批评。而这里的“人才双轨制”，指的则是人事制度的“双轨制”，这也正是前文提及的人才流动向“体制内”倾斜的一个根本诱因。

　　说起人事制度的“双轨制”，当前公众批评声最为激烈的是社会保障的“双轨制”，具体表现是“体制内”与“体制外”员工在退休养老等福利待遇方面有着不小的差距。其实，据笔者了解，这一因素只是年轻人倾向“体制内”的因素之一，并非主要因素，年轻人更看重的是上升通道和发展空间。“体制外”员工普遍感觉到上升通道和发展空间狭窄，制度性的歧视多，人才流动也受到诸多限制，并且劳动强度过大，存在一定压抑感。

　　事业单位直到2002年才试行聘用制(国企2003年开始探索领导人员管理新体制，把党管干部原则与市场化选聘相结合，开展公开招聘和内部竞争上岗)，但因编制管理滞后等原因，逐渐形成“身份歧视”，没有编制的聘用人员有些甚至连基本权益都难以保障(国有企业也有类似情况)。“体制内”单位在编人员，享受着非在编人员很难享受到的高福利和晋升通道，“体制外”的人员更是难以与之相媲美。一些“体制内”单位甚至某些政府职能部门，开始选择把苦累脏活交给非在编人员去干，并且这些非在编人员还要承担本不该他们承担的责任，比如近些年颇受诟病的城管“临时工”现象，就是明证。

　　尽管谈到人事制度时，大家都习惯于用历史原因来解释“双轨制”的存在。人才向体制内流动，从一定程度上来说是扩展了“体制外”机构人才的选拔空间，便于更便利地吸收高素质人才加盟，但一个很显见的假设是，如果这一趋势是因一个显失公平的制度带来的，则不能不让人感到担忧。

　　更进一步分析，“体制内”很容易形成“准利益共同体”，并且会进一步自我认同自我强化，并成为改革前进的阻力。可以这么说，人事制度改革推进缓慢，与阻力大有一定关系。人事制度“双轨制”的存在，正是人事改革不彻底的产物。

　　而这第二个判断，则是年轻人对“体制内”趋之若鹜的隐性原因。这样原因可简要概括为公权力与社会资源渐走渐近，纠缠不清。这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国企，尤其是垄断国企。制度性的政企分开实行后，政府原来对社会资源的某些行政垄断，便又异化为国企的权力，进而阻碍了民间资本的进入。而国企的壮大又影响到行政权力，从而增强对国企的保护力度。2005年的“非公36条”和去年的“新36条”，主旨都是壮大民营经济，良性化经济结构。然而现实是仍亟待改进，国企尤其是垄断国企却如鱼得水。

　　笔锋至此，笔者并不是说国企就不应该享受良好的发展机遇并取得发展成就，笔者立论的重点是国企利益的获得，不应该是在权力保护下的获得，更不应该破坏市场经济的基本精神和自由竞争的原则。市场主体不公平的竞争环境，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却是就业良机，是渴望踏入“体制内”的就业者的良机。一旦迈入，就有可能分享分配更多社会资源的权力。正是这些深层次的动因，“诱惑”着前赴后继的年轻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