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3月6日，中国海关的缉私人员突然造访了一家叫ASC精品酒业的外资公司的上海办公室，希望从长年累积的无数票据中，发现其逃税的证据。这场规模空前的调查行动针对的是那些申报价格偏低的经营葡萄酒进口生意的公司们，作为中国最大的葡萄酒代理商，ASC很自然地成为主要目标之一。不过那天，这家公司的董事长恰好不在。海关人员通知说，希望他尽快到海关配合调查。
两天后，唐·圣皮尔(Donald St. Pierre Jr)回到上海，直接让司机把他送到了海关办公室，随后，他被转移到位于浦东的一处拘留所。圣皮尔望眼欲穿地等来了律师。“他跟我说的法律，首先我不是很明白；我能明白的部分好像也不是很妙。和律师见面后我感觉反而更糟了，简直糟透了。”他回忆说。
他的父亲—老圣皮尔迅速展开游说行动。他翻出早年间和时任国家经贸委副主任朱镕基的合影，以显示自己与中国政府的深厚关系，并争取到当时的美国驻华大使和上海总领事过问此案。但事后老圣皮尔却认为这些举动可能起到了反面效果：“海关的人跟我说，要是美国政府也介入了，你这辈子再也别想见到你儿子了。”
海关的指控并非捕风捉影。到2008年时，中国葡萄酒市场已经有了许多趋之若鹜的消费者，从事进口生意的公司据估计—呃，没有人准确统计过—有8000到1万家。但一位驻香港的葡萄酒分析师发现，法国海关2007年记录显示，出口到中国的葡萄酒数量远远超过了中国海关相应的进口记录。走私和压低申报价格入境的葡萄酒可能超过70%，使得合法商人根本没法做生意。
ASC本身也是受害者之一。1996年4月，圣皮尔父子联手创办了这家公司，当年卖掉2.5万瓶，销售收入达500万元人民币，但却亏了600万，累计税率高达118%。接下来几年的发展亦困难重重，直到2001年才盈利。之后到2007年，ASC迎来了黄金时代，年收入以43%的速度递增，以至于ASC当时的市场总监坎贝尔·汤普森说：“我们的任务就是让轮子不要飞出去了。”时至今日，ASC代理了来自15个国家的100多个酒庄，经营着1200多种顶级葡萄酒。但在这个分散且缺乏监管的市场上，ASC去年的营业额也仅有9500多万美元。
不过，ASC却被视为促使中国葡萄酒市场繁荣的主要推手。伦敦著名葡萄酒评论家简希丝·罗宾逊(Jancis Robinson)说，ASC在今天中国市场的地位，犹如嘉露酒庄(E.&J. Gallo，加州最大葡萄酒出口商)之于美国。ASC的一位竞争对手说，ASC是把红酒真正引入中国的功臣，否则“这里”一半的人都没有可能在喝红酒。
在小圣皮尔眼中，他的父亲和朱镕基很像。“正直，努力，诚信，工作勤奋，说到做到。”他告诉《环球企业家》。在缔造ASC之前，这对父子做过(或者说考虑过)婴儿用品、防毒面具、高尔夫球手套、金属回收、内衣、开心果和枪支零件进口等生意。在更早的1980年代，老圣皮尔在中国的风云经历是担任中美合资的北京吉普汽车公司总经理，他大胆写信给国务院总理反映合资公司问题，并因此与解决此事的中方代表朱镕基结下友谊。之后，老圣皮尔参与了现任亚新科(ASIMCO)董事长杰克·潘考夫斯基(Jack Perkowski)在1990年代试图整合中国汽车零部件产业的过程。这些故事在潘考夫斯基后来所著的《与龙共舞》和提姆·克里索德写的《中国通》里均有提到。
老圣皮尔在忙于和中国的汽车业打交道时，小圣皮尔则开始了另一项高风险但利润巨大的生意：从中国和俄罗斯进口枪械配件和弹药。1995年5月，在美国俄克拉荷马大爆炸案发生数周后，美国联邦调查局等机构突击没收了小圣皮尔的仓库，并指控其从事阴谋、走私和伪造商品入关。虽然事后小圣皮尔未因此获罪，但这笔生意也终结了。
怀揣着由此赚到人生第一桶金：200万美元，小圣皮尔和父亲琢磨着下一个大生意。老圣皮尔曾经从中国内地进口了一些用于捆绑葡萄幼藤的木杆卖到美国，既然“摸”到了葡萄藤，圣皮尔想，何不直接卖葡萄酒呢？
在这方面，中国的确是一个几乎空白的市场。但父子俩对这一行业的知识比还未真正品尝到顶级葡萄酒的中国消费者好不了多少。所幸，老圣皮尔与前空中客车中国总裁孟高飞(Pierre de Montgolfier)相熟。后者帮其打通了与香槟世家贝灵哲(Bollinger)的人脉关系，贝灵哲当时由香港经销商兼营内地业务，圣皮尔说服其将内地业务拆分出来由其经营。这对加拿大父子还用自己的这一法语姓氏佯装出了一个原本并不存在的“圣皮尔酒庄”品牌，从美国加州进口桶装酒，然后在北京装瓶。1996年4月，ASC精品酒业诞生了。
如同过去15年ASC所经历的种种波折一样，小圣皮尔在2008年3月的这场稽查危机中最终也化险为夷。4月8日，在被关押1个月后，小圣皮尔得以被释放，但补交了部分关税和其他费用总计180万元。度过牢狱之灾后，小圣皮尔马上做了一件事：聘用了一位熟悉中国法律又具有一定背景的前政府官员。
这段经历让他想起那个被穆罕默德·阿里击倒的前世界重量级拳王桑尼·利斯顿(Soony liston)。利斯顿在遇到阿里之前的 9年里没有输过一场比赛，但在1964年2月25日的一场比赛中，光芒万丈的利斯顿却倒在了正处于上升期的阿里的铁拳之下。圣皮尔觉得那时候的他就像那个被打得满地找牙的家伙。
为了纪念这场人生变故，圣皮尔特地在自己的办公室里挂着这样一幅照片：挥动拳击手套、面目狰狞的阿里以及倒地不省人事的利斯顿，上面有阿里的亲笔烫金签名。“我做梦都想成为阿里。”他说。
圣皮尔无意间赶上了这个中国红酒时代拔出木塞的时刻。如今，ASC和同样也是1996年创立的富隆酒业(Aussino)、2001年介入这一市场的骏德酒业一起，成为中国葡萄酒进口代理商的三强。
中国已成为全球第8大葡萄酒消费国，与此同时，旧世界中的传统三巨头法国、意大利和西班牙的消费量却在萎缩，产量出现过剩。业内称之为“酒湖”。到2006年时，相当于每个欧洲人倒掉了4瓶葡萄酒。欧盟为此出台了一个“危机蒸馏”计划，鼓励企业把多余的葡萄酒处理成生物质酒精等，让一些葡萄园放弃种植。正如一名欧洲农业官员所说，只求一个“体面收场”。中国的新富人群则成为这一欧洲生活方式的拯救者和沿习者。去年，中国已成为法国波尔多地区和美国最大的葡萄酒出口目的地。
但在15年前，没有多少中国消费者了解关于红酒的正确饮法、专业酒具和品鉴知识，更遑论储存和收藏。在很长时间里，消费者以为葡萄酒就是甜味果酒的一种，那种俗称“三精一水”(即一半葡萄汁兑酒精、香精、色素等而成)的廉价葡萄酒直到2004年才正式退出市场。
红酒知识的纷繁芜杂以至于在中国甚至成为教育培训生意的一种。不过圣皮尔是自学成才。他开始恶补葡萄酒知识，拜访酒庄，向酿酒师学习。但说到底，“喝酒才是最快、最好的学习方法。只有多喝，别无他法”，为此，他一年要喝掉250瓶红酒。
1997年，圣皮尔鼓起勇气平生首次参加法国波尔多期酒会，但无人理睬他这个新兵。波尔多的傲慢与势利令他愤愤不平—瞧得上他并愿意由其代理的品牌不仅屈指可数，连酒店也无人愿意帮忙预定。圣皮尔只能亲力亲为，最终定下的酒店距离展会车程竟需要一个半小时，房间简陋得没有电话，整个酒店连传真机也没有。但慢慢地，这个能够把过剩的法国红酒卖到中国的年轻人开始在展会上受到青睐。
因为圣皮尔知道在中国拓展业务的秘诀—如果你想在全国拓展生意，则必须建立起全国性的经销网络、强大的仓库以及葡萄酒培训团队，这些都很费钱，时至今日，中国也没有一个覆盖全国的经销渠道。
但用于仓储和冷链上的钱非花不可。香港皇冠酒窖总经理，格雷戈里·迪耶布(Gregory De ’Eb)开过不止一瓶1982年的拉菲(Chateau Lafite)，他对名酒是否需要储存，结论如下：“好酒跟电池一样，如果储藏不得法，酒里面的能量就会流失，酒也会就此死去。”
仓库还不是最令他头痛的事情，中国人不喝红酒才是。圣皮尔最初只有两类客户：一是夜总会以及高档零售商店；二是星级酒店，主要消费对象为外国人。但问题是，第一类生意赊账现象严重，回款期有时候长达一年，生意根本无法持续；第二类则销量平平，单店进货量很少只有三五瓶，服务要求却非常高。有时，圣皮尔不得不自己怀揣酒瓶打出租车四处送货。
环境如此险恶，圣皮尔父子只能硬着头皮冲。1998年春节，老圣皮尔突发奇想，用礼盒形式包装红酒，附赠两条领带，购自浙江嵊州的领带每条成本只有6毛钱。这套礼盒送进普利马斯特超市，结果整个春节销量高达20万套。第二年照旧。这一招就此让ASC活了下来。
但这场胜利并未持续很久，ASC就再度掉坑里了。ASC大量赊账给当时风头正劲的普利马斯特，但后者却因资金链断裂而破产。ASC因此损失超过250万元。
ASC公司还有别的麻烦。因上海一家竞争对手的恶意举报，工商局的稽查员常常不请自到，对其展开调查。这些举报毫无根据，最终不了了之，但极大影响了圣皮尔的生意。1998年末的一个深夜，圣皮尔走在回家路上万念俱灰，他向父亲宣称自己将离开中国—“法律不完善，总之，这不是一个正常做生意的地方”。老圣皮尔则警告他“如果离开，此前所有的一切都将付之东流”。
思考了一夜之后，第二天圣皮尔又和客户干杯了。他想起了自己最爱的小说詹姆斯·克拉韦尔(James Clavell)的《大班》，这本冒险小说讲述了银行家史迪克以香港为舞台所展开的中国冒险故事。圣皮尔可不想做缩头乌龟。不过到1999年末，这家公司的亏损额超过300万美元，濒临关张。
最终一支香烟挽救了这家公司。老圣皮尔在一次会议间隙走到酒店的阳台上，注意到身边还有一个同样是西方面孔的老外，于是就向后者要了一支烟。此人名叫赫尔诺特·朗格斯-施华洛世奇(Gernot Langes-Swarovski)，竟是奥地利水晶帝国施华洛世奇的家族成员。赫尔诺特对葡萄酒颇有研究，他本人在智利拥有一家葡萄酒企业。两人相谈甚欢，6个月后，赫尔诺特决定购买ASC 49%的股权，ASC的财务危机方才化解。2001年又增持股份到63%。2009年底，这些股份又转让给了日本三得利集团。因为这个缘故，老圣皮尔至今不愿戒烟。
此后，ASC开始以每年40%多的速度增长，并逐渐有了不错的口碑。2007年香格里拉北京蓝韵西餐厅开业，向ASC预定了包括拉菲(Chateau Lafite)、木桐(Mouton-Rothschild)等超过60种不同年份的顶级名庄酒，总价值超过530万。但正当这些酒即将被转送时，一场突如其来的仓库大火毁掉了这一切。为了满足客户订单，小圣皮尔不得不再度在全球重新搜罗这些稀有红酒。客户事后才知道，除了火灾损失，圣皮尔还默默承受了期间超过30万元的价格涨幅。
“ASC没有死的原因是，开始做这个生意就是从生意人的角度，而不是纯粹爱好者的角度。”圣皮尔说。
除了应付有关部门的盘查、和客户打交道、催收账款外，圣皮尔知道，他还要在教育中国消费者方面下足功夫。2008年5月，ASC邀请到世界著名的葡萄酒鉴赏家罗伯特·帕克首次访问中国，帕克作为世界头号评酒师首次受到业界关注是他曾神奇般地预见了1982年是法国波尔多葡萄酒史上难得一见的好年份。此后，他创建了简单明了的葡萄酒评分系统(100分制)，至今为行业所采用。ASC为此在上海和北京各举办了一场晚宴，付出2300美元门票的40位宾客在八达岭长城上品尝了七道大菜，佐以8款顶级红酒，每一款帕克的评分都在94分以上，其中4款为满分。
不过，酒单上并没有中国消费者最为熟悉的拉菲。在过去几年中，再没有比“拉菲现象”更能阐释中国对红酒突然爆发的痴迷和狂热了。6年前，拉菲酒庄的排名在拉图酒庄(Latour)和木桐酒庄之后，但现在，其交易价格是后两者的四倍。去年10月29日苏富比在香港的拍卖会上，3瓶原估价仅6.5万港元的1869年拉菲红酒被以每瓶150万元的破纪录价格买走。
但具讽刺意味的是，部分消费者对拉菲的追捧恰恰说明其并不懂红酒。坊间流传的一个笑话是，一个82年拉菲的空瓶子也被中国收藏者以2000元购下。
拉菲在中国获得独步江湖地位的影子推手正是ASC。15年前，ASC曾进口了一批拉菲，戏剧性的是滞销至1990年代末期方才售罄。但此后，拉菲就莫名其妙地在市场上掀起了一小波购买狂热。“人们想买它。就像圣诞节最热销的玩具。你的儿子想要，而你却买不到，于是你飞到欧洲把它买回来。就是那样轰动。”葡萄酒业咨询机构香港威肯斯公司总经理史蒂芬·威肯斯说。
说起来，葡萄酒代理生意的另一个关键是，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拥有甚至垄断那些顶级红酒的期酒。去年，ASC购买了超过1.8万瓶拉菲。而从今年开始，ASC更成为罗斯柴尔德男爵拉菲集团(DBR Lafite)在华独家进口及经销商，可代理销售拉菲旗下所有产品。
对于拉菲，热拉尔·高林(Gérard Colin)再熟悉不过。这位法国酿酒师之前在拉菲酒庄工作过，现在，他是罗斯柴尔德男爵中信酒业(山东)有限公司总经理，帮助拉菲集团在中国建立首个位于山东蓬莱的达到“头等苑”级的酒庄。2005年秋天，拉菲集团到蓬莱进行考察，结果让其十分惊喜。之后其在一份对外资料上说：“它已被证明为生产优质葡萄酒最有前景的地区。”2009年3月，拉菲集团和中信华东集团有限公司在蓬莱举行签约仪式，为此征地9000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