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圣皮尔父子晕头晕脑地闯进葡萄酒行业时，高林也差不多在彼时开始了闯荡中国的生涯。1997年，一位名叫郑飞的香港商人在福州想用浓缩葡萄汁造酒，通过互联网，郑与高林谈了几次并飞到法国正式发出邀请。当年8月，高林第一次踏上中国的土地。在起初的3个月，高林帮助郑飞筹备酒厂，画图纸、安装、做酒的调制，之后为这个公司生产果酒和白兰地提供技术支持。一年之后，高林在福建注册了一家自己的公司：维吉尔葡萄酒市场技术咨询公司，提供相关的咨询和贸易服务。1998年底，厦门百味果公司聘用高林，后来他为该公司制作的多款果酒、果醋获得了几个国际奖项。
中国羸弱的葡萄酒产业急需高林这样的白衣骑士。今年69岁的高林出生在马达加斯加，有着40多年酿酒经验的他并不是酿酒世家出身。1960年，其父在波尔多地区的圣戴米龙买下一处葡萄庄园，建起戴西尔酒堡。原本学医的高林转而学习葡萄酒酿造学，并于1964年获得法国葡萄酒酿酒师执业资格和农业化学、葡萄酒酿造学双学位证书。之后，高林回到自家的酒堡工作。从1964年到1994年的三十年间，他还辗转于拉菲、木桐等多个葡萄酒企业任职。
今年3月的一天，高林驾驶着三菱帕杰罗颠簸在山间土路上，载着《环球企业家》记者前往蓬莱大辛店镇丘山山谷—拉菲蓬莱酒庄所在地。每一个遇到的村民都跟他很熟络地打招呼，显然，他们对这辆车很熟悉。同行的郭栋林指着车窗外一块一块平整的土地说：“明年，拉菲酒庄会在这里建好。”按计划，2015年才能从这片土地上收获第一批好葡萄，2017年才能酿出第一瓶高品质的红酒。高林说，这就像十月怀胎一样，时间无法缩短。
郭栋林曾在蓬莱多家葡萄酒企业任职，现在是当地政府的招商顾问。他与高林的友谊开始于2001年。翌年，两人第一次联手促成法国拉莫西果酒公司与烟台金创酒业合作；2004年，引进法国阿海威葡萄苗木公司与中粮君顶酒庄合作成立国内首家生产优良脱毒嫁接苗木的专业公司；同年，帮助英国Jam tomorrow公司投资登龙红酒堡；2006年，引进全球最大的橡木桶制造销售公司戴普托斯(DEMPTOS)落户烟台。这些项目让已经拥有张裕集团的烟台进一步成为中国的葡萄酒之 都。
穿越法国波尔多并让其成为全球最佳葡萄种植地的北纬45度线同样也穿越了中国的宁夏贺兰山、山西晋中、河北昌黎和山东烟台。1997年，印尼华侨陈进强和法国人詹威尔(Janvier)选择在太原市以南40公里的太谷县共同投资创立山西怡园酒庄。通过詹威尔的介绍，高林于2001年6月成为怡园酒庄的首席酿造师。
制作顶级的葡萄酒不能一蹴而就，一般来说，酒庄需要长达20年的投资回报期。葡萄藤栽下后第四年方可酿酒，酿造拉菲的葡萄年龄大都在45年左右。在美国这样的新世界，树龄七八十年的老葡萄藤亦不足为奇，但在中国，最老的葡萄藤仅有二三十年，而且呈零星分布无法进行规模化生产。“树龄这个物理条件的存在，是中国培养名庄酒不可逾越的门槛。中国出产顶级好酒至少还需要15年时间。”怡园酒庄董事长陈芳对《环球企业家》说。2002年，陈开始替父亲打理这一生意。
高林对改良中国葡萄酒的质量功不可没。在怡园的经历是他在中国真正从事酿造工作的开始。每天他开着摩托车到葡萄园，与350多位农民一起工作，手把手教他们。这个法国老头自己下地干活，而不是呆在办公室里，让农民感到很惊奇。做技术指导时，不太会说汉语的高林通过画图纸的方式，反复与农民沟通。
在怡园，高林面临的第一个挑战是农户葡萄种植经验的匮乏。他坚持一定要葡萄熟到当地人认为“轻微腐烂”的程度才能采摘，愤怒的果农为此还围攻他和陈芳，把葡萄扔到他们身上。“农民很紧张，觉得再熟下去葡萄会烂掉，他们不理解为什么一定要等到那个时候才摘，但这就是酿酒业的标准。”陈芳回忆说。
农户往往错误地从种植其他农作物的方法中借鉴经验—他们更在意产量而不是质量。酿造顶级红酒的早熟品种黑比诺，时常招来鸟类光顾，产量很低，当地农民不愿意种植只能忍痛砍掉。这些“中国经验”是传统农业祖祖辈辈的积累结果，一时很难扭转。例如，从传统农业的“经验”来看，葡萄园的土壤太干了，农户会不顾警告，夜间偷偷灌溉。为了防止个别农民浇地，怡园员工不得不24小时守在水井边。由于农户们对种植中的时效性问题缺乏足够的认识，而修剪等工作必须在特定的生长期内完成，或早或晚都将是一场灾难，怡园不得不建立了每月工作计划来监控葡萄的整个生长过程。“但是我们可以详细规定农户种植葡萄的准则，却很难让他们从内心相信这些是种出好葡萄的标准。”陈芳说。
怡园坚持了高标准—其酿酒设备如不锈钢发酵罐和气囊压榨机来自意大利，玻璃酒瓶进口自法国，瓶塞亦由整块的进口橡树皮制成，橡木桶来自法国、美国和匈牙利，价值不菲的橡木桶每个超过6000元，每年至少还会淘汰1/3。为了挑选到气味最相匹配的橡木桶，陈芳曾试验过全球上百种橡木。
怡园把每亩葡萄田的产量严格控制在350到400千克，每根葡萄藤上只允许留下6串葡萄，而国内同行亩产多在2500千克左右。葡萄被确认达到糖酸度的完全饱和之后全部由人工采摘，从摘下、运输、分级、挑选到除梗破碎被限定在两小时内。但如此一来，怡园的吨酒成本直线上升，是本土同行的5至6倍。
“中国传统葡萄产地并不适合种葡萄。”陈芳说，“也很少有人做葡萄酒土壤和葡萄品种匹配研究。”怡园专门有六七个技术人员对此进行研究，一开始，怡园引进了11个葡萄品种，后来淘汰下来只剩下5种。
高质量为怡园赢得了声誉，并使之成为中国最著名的民营葡萄酒生产商。2003年，怡园成为国内首个进入香港半岛酒店采购名单的葡萄酒生产商，此后，香格里拉、凯宾斯基等高档酒店纷纷选购其产品。全球三大品酒师之一的简希丝·罗宾逊在尝试了怡园的庄主珍藏系列后曾写道：“这是我品尝过的最好的一款中国葡萄酒，即便印上法国‘Chateau’酒庄出产，也不会有人怀疑。”2007年，鸿海科技董事长郭台铭(专栏)曾秘密探访怡园酒庄，随行带有数瓶产自法国的顶级葡萄酒，盲喝斗酒的结果亦证明怡园品质最佳。
“一开始我也试图仿照波尔多葡萄园的模式，但很快意识到这是个错误。它们已有数百年的历史，而这样的积累不是我可以在10年内完成的。”陈芳说，“需要拿出我自己的风格。”
不过陈芳承认，怡园还在做试验，试图筛选出能够出产最上等葡萄的土地，但还做不到一行行筛选。而国外很多酒庄就是通过这样的筛选，做出不同档次的酒。
2004年，高林在怡园的合同期满，澳大利亚人肯特·莫其森(Ken Murchison)接替了高林。但无论如何，这段经历是宝贵的，高林不仅帮助怡园制造出多款荣获国际大奖的红酒，而且培养了数位葡萄种植的行家，其中一位叫梁百基的，目前正在位于河北的中法合作葡萄种植与酿酒示范农场任职。
中国的农民缺乏专业的葡萄种植常识，喜欢“越贵越好”的新富消费者在怎样消费红酒方面同样知之甚少。即使在富豪云集的品鉴宴席上，出错的状况亦时有发生。一次，圣皮尔邀请一位波尔多名酒庄主前来中国考察市场以寻求支持。但在吃饭时，这名庄主发现周围的人竟然用啤酒杯盛酒，并大口干杯，怒火中烧，摔下酒杯拂袖而去。在2007年ASC举办的另一场拉图堡(Chateau Latour)葡萄酒品鉴宴会上，活动开始前，其总裁兼常务董事弗雷德瑞·安吉拉(Frederic Engerer)就发觉口味不对劲，“专业”的醒酒师居然把醒酒的时间弄错了，原定要提前四个小时醒酒，但在开场前一个半小时才打开。在场的人都没有发现这个差错，但法国人却认为这是对他的最大侮辱。勃然大怒的安吉拉将怨气撒在ASC负责现场的一个女孩身上，把她吓哭了。事后，圣皮尔把这名员工送往拉图堡接受最顶级的醒酒培训，奇妙的是，居然促成了两人的姻缘。
类似的尴尬陈芳并不陌生。曾有一位客户问她，为什么怡园的酒不够甜，陈一时语塞：“就像你喝了很多年可乐，突然有人问为何它不是咸的一样，这没法解释。”
中国葡萄酒市场近几年正呈现出不同寻常的哑铃型趋势—贵的愈贵，贱者愈贱。这种情况如此不可思议，以至于一位经销商直言他做生意的秘诀：“在我们的店里，凡是卖不动的，就加价。”在欧美市场，消费者多倾向于10美元以下的葡萄酒，但在中国，红酒则属于奢侈品。顶级红酒的投资收藏热也方兴未艾，2011年伦敦国际葡萄酒交易所发布的“葡萄酒可投资指数”(Investables Index)上升了42%，投资这一液体股票的收益远超同期的黄金等。中国的需求功不可没。
帕克访问中国的时候恰是中国葡萄酒市场走向欣欣向荣的日子。圣皮尔耐心培育着酒迷—在他看来，这些人才是顶级葡萄酒的核心买家，人数虽少却挥金如土。国泰君安证券投资顾问杨志宏就是在类似的品鉴活动中对葡萄酒的热爱一发不可收拾。杨这样描述过去几年中国市场的变化：“四年前我去参加品鉴会，只有2个中国人，其余全是洋面孔；两年前中国人则可以凑满一桌，不过半数来自台湾；现在半场都是中国人。”
烟台张裕酿酒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孙健估计国内葡萄酒迷群体总数可能超过100万，这些新富阶层多自建酒窖，藏品多达成百上千瓶。“酒迷还会依据葡萄产区、品种等进一步细分，国内消费鉴赏水平也将提升。”孙健对《环球企业家》说。
红酒消费热也带动了中国买家对酒庄的投资和收购风潮。今年2月16日，中粮酒业斥资亿元收购位于法国波尔多右岸的拉郎德-波美侯产区的雷沃堡(Viaud)酒庄，去年9月还并购了智利的一家酒庄(详情请于Gemag.com.cn查阅《波尔多诱惑》一文)。3月29日，珠宝商人沈东军成为第5个在波尔多收购酒庄的中国买家。
3月的一天，《环球企业家》记者造访了ASC在上海的总部，走廊里凌乱地堆满了大小各异的酒瓶以及尚未拆封的松木箱，圣皮尔的办公室地板上码放着令人眼花缭乱的开瓶器、冰镇器具、醒酒器和专业品酒杯。墙壁上挂满了照片，其中一幅是他与罗伯特·帕克大快朵颐的场景，被镶嵌在一幅巨大的酒单和菜单中间，那是由鲍鱼、蟹、雪花牛肉以及七款不同年份的顶级葡萄酒所组成的令人难忘的盛宴的一部分。“15年来，什么时候是ASC最好的年景？”《环球企业家》记者问他。“当然，是现在。”圣皮尔回答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