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一个尤努斯的中国效仿者。
贷帮。
中国目前真正针对农户的、贷款金额3万元以下的小额信贷组织只有100多家，其中，没有政府背景和国际援助的可能只有数家。贷帮是其中之一。他们自认为正在解决中国政府一再强调的农村融资困难。他们正在做国有银行不屑做或者做不到的事。他们相信公益可以通过商业经营实现。他们给农民带去信用认知、创业帮助。
他们身份不明，孤立无援，随时可能夭折。
一笔小额信贷的诞生过程
“你说金老板靠谱儿不？”李蝉跺着脚问我。她的鞋里进了水。我认为问题不大。如果他想骗贷，不会讲那些乱七八糟的事情。而且，高大姐是贷帮在当地招聘的第一批客户经理，忠诚度就像她的姓一样。
“5000块太少了，”金老板从裤兜里摸出一小袋槟榔，往嘴里挤入一枚。“我想贷1万。”
“不行啊金老板，”李蝉婉拒了金递过来的槟榔。“我们公司的规定，客户第一次贷款只能贷5000元，如果你的信用好，下次可以增加额度。高经理应该跟你说过了吧？”
高经理已经脱了鞋，与金老板的妻子坐到了一起。她们坐在一个叫作“火箱”的床形装置上，腿上盖着被子，嘴里嚼着槟榔。“火箱”下面有电热设备。这是3月下旬的湖南省沅江市，金老板租来的100多平方米的房子里与正在下雨的户外一样冷，大概只有5℃。
像中国南方大部分地区一样，在湖南，“老板”基本上成为对成年男性的尊称，无论他们是否做生意。金老板是洞庭湖区万子湖乡的一个渔民，以贩运鱼虾为生。据他说，好的年份，收入一、二十万元没问题，当然，花销也很大。2007年，他的船沉了，改行儿开了麻将馆。不久前，麻将馆遭遇拆迁，他把它搬到了家里。他的一个房间里摆着两张麻将桌。
金想重操旧业。他定制了一条价值6万元的钢板船，还需要1万元到长沙购买发动机。高经理的姐夫与金同村，向他介绍了高经理为之服务的“贷帮”。
“5000不好，”金老板又把一枚槟榔放进嘴里，“不需要。我有八九万借给了亲戚，不好要，面子过不去。我开赌场，一天赚5000也不止。”如同大多数湖南男人，金说话的声音大得像吵架。“这些东西，”他用手在空中一划，“随便一样也不止5000块。我们不可能骗你们。”在他所划的范围内，有一台柜式空调，一大一小两个电饭锅。
“我们是信用贷款，”李蝉说，“不要抵押物。”她给金出主意，可以再找一个人，比如他的哥哥，来替他贷5000元，“垒大户”。
金老板认为这个办法不错，吐掉槟榔渣，换了一枚新的，随手把包装袋扔进了垃圾桶。李蝉开始向他作“贷前培训”：什么是“三人联保”，什么是信用。
“如果你不及时还款，给你担保的两个人不仅要替你还，他们的信用也会受到影响。”
“知道知道，没问题。”
“那你找人吧，两笔贷款，需要四个和你同村的女性担保人。”
金老板的反应说明他刚才根本就没有认真听课。“我们村离这里五六十里路，现在哪里去找这么多人？还都要拍照，人家也不愿意。”
“太麻烦了，”金老板说，又把手伸进了裤兜，当然，这一回他没有找到槟榔。“就贷5000算了。”
紧接着，他对李蝉强调的联保人必须是女性这一规定又表现出惊诧。李蝉解释说，他是他所在的村子里第一个向贷帮贷款的人，因而不可能在村里找到其他有良好信用的贷帮客户担保，这种情况下，贷帮认为，女性比较可靠。
金老板一边大摇其头，一边开始打电话找人。李蝉指导着高经理在麻将桌上填写客户调查资料表。高经理接连两次抄错了身份证号码，表情烦躁。像贷帮在当地招聘的许多农民客户经理一样，高经理文化不高。“她曾经填表填哭过。”后来李蝉对我说。
在等待担保人的时间里，李蝉为金老板和他的妻子照了合影，并对他们提供的证件拍了照。金老板对需要在合同上按手印又表示了小小的惊奇。“太麻烦，”他说，“我在赌场一输就是1万。”
金老板的话引起了李蝉的警觉。“这个，”她指着麻将桌，“在这儿？”
“赌场，”金老板说，“这个是麻将馆。”很快，他把我们带进了一部黑帮电影。往年在不打鱼的季节，金老板就与几个朋友合伙开赌场，一个月可以收入数万元。当然有“黑社会”，有“看场子”，有“保护费”，有“警匪一家”。金老板自称总是控制不住自己不赌，结果开赌场赚的钱只是过眼云烟。“我不会用家里的钱去赌，”金老板说，“我老婆也不可能让我贷款去赌啊。”
金老板不参与“黑社会”的活动，但有时会请他们帮忙。2011年春节，他把村里的一个干部约到茶楼里，为自己曾经的沉船索要补偿。看着金身旁的两个人，村干部给了他5000元。“我知道他贪污。”金老板说。
第一位担保人来到了，距离我们见到金老板过去了两个多小时。她坐进“火箱”里，听李蝉的培训。“如果金老板不讲信用，会影响你的信用。”
“可以，可以。”她与金同村，以船运芦苇为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