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此形成了有趣的现象：中新创投投资第一轮，而苏州创投作为LP注资的其他基金公司紧接第二轮、第三轮投资，例如康众医疗的第二轮是联想投资接手，苏州纳通被软银中国投资，汉朗光电得到北极光创投的支持。通过母基金，中新创投形成了一个巨大网络，针对这些子基金，中新创投专门搭建了服务体系，时不时得办些活动，当北极光合伙人邓锋等大佬提到“最近有啥项目可以看看”，费建江首推的就是中新创投力捧的项目。“我们把自己打造成一个创投的聚居地了。”
实际上，苏州从2005年就开始试水“圈养”。那年中新创投看中以色列一家做半导体芯片的公司，对方在当地遇到瓶颈，花掉三四千万美元产品还一直出不来，中新创投联合以色列合作伙伴用1500万美元收购，打算做个技术引入，挪到苏州重新发展。除了资金、场地，中新创投还负责空运设备、组建团队，团队还都要送到以色列去培训，保持原汁原味的技术风格，但这对市场能力不强的创业者来说还远远不够。
2006年，产品开始实现量产，第二年中新创投找到了一家做手机摄像头的公司，这种芯片最好的应用就是在手机摄像头上，把那家美国公司的老板拉来入股，结果初期80%的订单迎刃而解。2008年底，金融危机的影响下订单在流失，但是芯片公司旺盛的增长势头使其扛过了黑暗时光。后来由于关联交易问题之嫌，那家美国摄像头公司已经不再是芯片公司的客户，但芯片公司发展相当顺利，在今年已经提交了上市材料。
在“圈养”摸索中，这是第一个也是最为极端的例子，但中新创投却琢磨出一招——“傍大款”。一边做正常的投资，另一边为创业企业寻找类似于产业整合的战略投资。最近的一桩是由中新创投牵头，某国内互联网大鳄入股一家中新创投投资的企业，虽然公司本身现金流状况不错，但希望以此得到更深层面的合作，而这是政府、投资人都无法给予的。在谈判前，费建江与创业者联合声明，入股不是持股，公司的控制权还是在创业者手中。“大家原来一直讲，要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我们现在只需要巨人拉着我的手，站得高一点，跑得快一点。”
中新创投甚至决定不再拘泥于创业者、大公司的角度，而是自主做产业整合。2009年他们投资了神州数码，后来又涉足方正国际，开始在IT领域做布局，而目前则希望在半导体产业、生物医药领域培育一两个公司，通过这样的龙头公司进行收购兼并。
“我们不是一个基金，而是一个投资公司，可以长期地持有一些公司的股权，没有退出的压力；另一方面，投资在昆山的沪电股份(002463,股吧)回报率在15倍左右，几家投资PE的公司上市，我们未来二十年用于投资的钱都不用愁。”
费建江说这是“苏州模式”的特点和优势：依托强大的政府资源，但完全按照市场化规则行事。“十年前国内有一批与中新创投同时成立的政府投资基金，如今不少都销声匿迹了，原因很简单，你究竟是按照行政的逻辑做投资，还是按照市场的逻辑做投资。”
押宝
搬到苏州的百奇生物创始人吴纯经常和同入选“千人计划”的一帮朋友提到，“良禽择木而栖”。到苏州之前，他的团队中骨干流失，并非被挖走，而是因为上海房价太高，无法安身而离开。搬离上海对他的公司多少有些影响，但由于市场主要在海外，生意照常。况且公司多是25岁上下的男孩，“光棍率”较高，这次及时的搬迁让他很得意。
不过在苏州落户后，他发现这里竟然是个海归聚集地，有很多之前在国外遇到的中国创业者选择在这里栖息。在生物纳米园中几家餐饮的聚集处“鲜橙广场”，他们低头不见抬头见，经常是和这位老总聊一会，又被那个老总拉走聊几句。“我们的行业很需要碰撞，如果落伍就危险了。”苏州美诺医药科技公司创始人王亚农在到生物纳米园之前，在苏州一个朋友都没有，后来却碰见很多在美国同行业的旧相识。“人都是很奇怪的，往往有共同的经历才能走到一块。”
欧普图斯（苏州）光学纳米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刘春伟的公司注册在北京中关村，曾考察过天津泰达、上海张江和漕河泾开发区，2008年的一场大雪把他困在苏州，和生物纳米园总经理刘毓文聊得投机，被对方一派热忱打动而留在生物纳米园。现在他的一个主要任务是劝说上下游企业来这里落户，游说有合作项目的首都医科大学、北京工业大学在这里建立工作站，对方提到要检测淡水质量，他首推工业区的金鸡湖和独墅湖，“打算把他们都拉来，我比较怕孤独。”
这个城市的老城区清秀古朴，市区内楼宇不能高过七层，工业区却高楼林立，反差极大，凯风投资的赵贵宾对苏州工业园区的评论是：有点像硅谷，车和人都更少，去吃饭不用排队，但丝毫不觉得冷清。但实际上，种种条件之外，这些人曾经在医药企业聚居地圣地亚哥、硅谷、被称为“药谷”的张江生物医药基地发展，他们真正在乎的是机会。而园区首要提供的，就是并不小于其他地区的机会。
2007年，生物纳米园开园，刘毓文签约几家公司时，园区周边交通并不方便，打电话叫外卖总是到一点多才到。“先天不足有时很难弥补，跨国公司我们招不进来，但是他们过来其实我们的生态也就变了；靠近上海其实也有好处，你看旧金山是一个金融中心，硅谷是在它的周边成长起来的；而且我们这离高教区比较近，有很多研究生院，中科院纳米所也在园区里，慢慢会发现，工业区很多规划上的安排都是有逻辑可以支撑的。”
如今生物纳米园注册的209家公司中，近80%由海归创办，而刘毓文把很大精力放在园区的品牌建设上。建园之初，她花了70万元请一家有名的公司设计园区“bioBAY”的Logo，为的是与国际大药厂Logo有相同的风格和气质；2008年参加全球最大的生物展会演讲，作为惟一全英文自述的代表，和北京、上海、天津、泰州等拥有更大政策优惠的园区同台，在此之后，很多海外活动都愿意邀请这位“土鳖”出身、英文不次于海归的女掌门。听说发现DNA双螺旋结构的泰斗级人物詹姆斯·沃顿（James Watson）要将医药领域最权威性的生物学科研中心——冷泉港的一个学术研究机构在亚洲设立分支机构，她请对方到苏州古城参观，最后冷泉港在亚洲区落户生物纳米园，仅在2010年就办了11场会议，4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做过演讲，而且这些大腕会在这里住上近一周，进行各种交流。积累权威性就是为创业者争取机会，“我在外企呆过很久，外企可以把市场研究得很透，跑市场要勤快而且有效，这是我的专长。”
刘毓文也曾经对她认为绝对重要的产业链建设有些发愁，原本想要在新药研发这块领域深耕细作，结果园区企业研发周期太长不适合发展，最后引入体外诊断试剂、植入式医疗器械企业，已经逐渐有产业集聚效应。生物纳米园还和企业联手在美国《科学》（《Science》）杂志上面打广告，每期费用一万美元，每印一次，园区出大部分，企业出一小部分。
“我们这个行业有句话，小公司出大业务，销售上10亿美元的药几乎全都是小公司做出来的，然后被大公司收购。圣地亚哥这样的医药胜地也是由近600家同他们类似规模的公司自然集聚而成。其实多数行业都是这样。在苏州，对我们未来的发展，我并不担心。”吴纯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