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之相反的路径是“先易后难”，典型如格力电器。按照董明珠的设想，格力的国际化是根据海外销售状况再考虑是否需要在当地设厂。即先有市场，后建工厂。1999年，格力电器即开始关注金砖四国之一的巴西市场。2001年建厂投产，迈出了海外投资的第一步。而直到2011年，格力电器才正式进军美国市场，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建立格力分公司。
在进入方式上，大举并购已不是唯一手段，近年来像吉利收购沃尔沃这样的大手笔已是特例。小金额并购，并不谋求100%控股权，以合作方式经营、注重协同效应的情况更为普遍。这种变化或有两个原因。首先，金融危机中仓促出手的教训，让各家企业更加深刻地意识到“现金为王”，更加注重对风险的控制。不再轻易为某个项目一掷千金。其次，企业开始意识到，并购后整合是否顺利才是项目成功与否的关键，而100%控股将带来更多整合难题，甚至会引起对方的恐慌而导致交易不能达成。
对于并购后的整合，中国企业也给予了更多关注。埃森哲的一项调查表明，对于“什么是海外并购后应解决的首要问题”，“建立沟通与信任”(22%)、“留住被并购方人才”(20%)、“稳定生产和市场”(19%)是受访企业最关心的三个问题。显然，现在中国公司更加注重“换位思考”去考虑问题，这和早期国际化更关注“我需要什么”有所区别。
研究表明，中国公司在海外并购后通常有两种做法，其一是把制造转移到国内，保留海外研发设计、品牌渠道等功能。例如万向集团在美国的收购。第二种做法是尽量保留原有的生产规模，但中方基本不介入管理，让被兼并企业延续原有的管理模式。
实施并购后，放手让对方经营的做法在中国企业如今越来越常见，如中化对哥伦比亚公司的收购整合(参见P66《中化：谨慎再出海》)；民营企业杰克控股对德国公司的并购整合，都是采取当地人管当地人的方法。这样做的原因有以下几点：其一是中国企业出海很多时候还是“学习者”，其自身管理水平还没有达到“布道者”的层次，所以“无为而治”是明智的。此外，大部分中国企业还没有形成完整的全球产业布局，目前的海外投资多是一些分散的“孤岛”，尚不足以形成发挥全球运营和资源整合的规模效应。
不过，在吸收国际企业带来的养分，提升自身竞争能力方面，甘做沉默股东的企业远不如联想这样的激进派收获更多。但联想跨越式并购之所以能够成功，与其早先打下的团队基础有很大的关系。这不是很多中国企业一时可以达到的境界。
从实践来看，比较温和的自建模式是大多数企业所采取的策略。这种策略既避免了中国企业海外管理和运营经验不足的短板过早暴露给企业带来损失，又真正接触了当地市场和消费者，为以后深耕市场打下了基础。
而对于另一类在技术和研发上更有自信的企业而言，它们可以通过自身在技术和研发上的努力，更早地进入与世界一流企业争夺话语权的行列。这样的例子有华为与格力。外界甚至用“恐怖”两个字来形容华为对研发的投入。华为建立了从美国硅谷到印度班加罗尔再到俄罗斯莫斯科以及中国上海、深圳的可以24小时全球接力的研发网络。其研发投入占销售收入之比超过10%。由于占领了技术制高点，华为出海的指向更为明确，直接与竞争者在世界范围内争夺客户。
对中国企业国际化道路的选择来说，渐进与激进的方式并非一成不变。2009年以前，东软主要采取以收入国际化为中心的渐进策略，但到了2009年金融危机肆虐时，中国东软却摇身一变成了“激进派”，开始主动出击，在欧美市场进行了多起并购，以帮助自身完成全球运营架构的搭建。
对东软而言，这种国际化征途中的节奏变化，完全服务于自身的战略目标需求，同时也基于自身国际化能力的积累。东软挑选的收购目标均和自己的战略目标紧密相关：即对方有能力向双方原有的共同客户提供从低端到高端的全套解决方案。其并购的目的也很明确：在与印度对手的竞争中获得客户更多的高端业务订单，增加客户粘性和自身的不可替代性。从东软身上，也可以看得出，海外收购不再是机会主义行为，而是成为了聚焦精确的“狙击”。
国际化初级生
“你不进行国际化，就会成为别人国际化的一部分。”李东生曾这样形容国际化的重要性。但现实中，中国公司的崛起和主动出击，总会引起另一个世界的不安和躁动。
硬币的另一面则是，对中国公司来说，国际化为什么，到底想清楚了没有？国际化到底是战略导向还是机会导向？
这个问题想不清楚，就可能出现“南橘北枳”的结果。
格力电器总裁董明珠对所谓“国际化”并不迷信，“国际化不是说你到某个地方投资了，你就是国际化，一定是你的品牌在全世界落地有声，这才算是国际化。”正因为如此，格力的国际化非常务实，把主要精力运用在提高产品的技术性能、为消费者创造新的价值上。
关于创新与国际化的关系，刘积仁有个观点，“中国企业最需要的是创新，但是创新不容易挣钱，但因为经济危机，创新和国际化的重要性更显突出，一个让你走的更聪明，一个让你走的更远。”
而在中粮集团董事长宁高宁看来，国际化重要的是可以培养一种视野或者格局感。“如果你总和国内比，会觉得自己怪不错的。只有眼睛盯着世界一流公司，时刻关注全球范围内发生的变化，才会真正明白企业应该做什么，差距在哪里。”
有观点认为，未来30年的竞争，能够胜出的是没有明显短板的公司。而中国公司过去很多都是靠“一招鲜”在市场中脱颖而出。刘积仁认为，强调全球化能力是因为在全球市场的再竞争中，从人力资本、品牌、资金、战略到商业模式等各个方面必然都对中国企业构成挑战。
和世界跨国公司相比，除去规模、品牌、全球网络这些显性的差距外，一个隐性的差距在于价值链优化的能力。
跨国公司优化价值链的方式通常有三种，其一，在异地复制现有业务。其二，沿价值链扩张，从现有位置向上游或者下游延伸。其三，价值链升华，到新领域开辟新业务。目前，也有中国企业在尝试利用国际化资源，通过中国市场与海外市场的统合运营，进行价值链的优化。
业内人士分析，海尔的国际化在欧美市场取得阶段成果后，正在把东南亚市场作为下一个攻克的重点。收购三洋部分白电业务后，海尔在日本以及东南亚地区将形成两个研发中心、四个制造基地以及六个地域的本土化市场营销架构，从而在东南亚市场建立竞争优势。
不过，无论中联重科还是海尔，都还没有实现真正的全球化运营，而只是跨区域经营。埃森哲大中华区董事总经理王波认为，中国企业的国际化进程与国外相似，可分为出口导向—海外投资—价值链优化—全球运营四个阶段。目前多数中国企业的国际化还处于最初级的产品出口阶段，海外投资仍是方兴未艾，只有少数企业可以主动做到价值链优化，而真正做到全球化运营的中国企业几乎没有—受限于全球架构、品牌影响力、国际化人才储备上的差距，中国企业在有意识地整合全球资源的同时，仍需要进一步创新以突破自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