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诗人、财经作家、独立书评人、《独立阅读报告》发起人之一，出版《过坎》、《局限》、《自由引导奥康》、《逼着富人讲真话》、《启蒙时代》等著作。

　　柳传志再一次将联想集团(微博)的担子全部交给杨元庆，柳先生再一次交棒，一来表明柳先生本人这两年的强人管理，硕果累累，所谓姜还是老的辣，至少在联想集团这一块，只有柳传志能够锁定乾坤，一统江湖；第二则表明，经过两年多的再磨练，杨元庆这样的企业家，终于成熟了，成熟到再也不用柳传志手把手带路了。

　　我想起另外一个企业家勃兴的时代，那就是晚清的官商结合企业发展时代。今天的人们依然会记得一个叫做盛宣怀的企业家，他上通朝纲，下引市场，一辈子都在操办轮船招商局这个伟大的企业，即使在今天，我们也能随处可见招商局的身影。和许多年之后的柳传志有点类似，盛宣怀官至邮传部部长，同时也是轮船招商局持久的掌门人。而柳先生则是中国共产党十六大、十七大党代表。轮船招商局起于官办，第一次改制为官商合办，后来由盛宣怀主导，再一次改制，成为一家比较标准的商办企业，也就是说，昔日的轮船招商局也曾经历过从纯粹国有到基本私有的改革过程。这再一次与联想的发展路径类似，联想从投资到产业，都是标准的国有企业模式，但今日的联想，已经成为一家规范的、产权清晰的、国际性的、不以国有资本为主体的股份制公司，以至于在很多场合，柳传志先生更愿意说联想也是一家标准的私人企业。

　　联想的改制成功，是中国企业史上最符合现代企业制度的大事件之一。但有人在议论，联想改制的成功，是一次小概率事件，它不可挪移，不可复制。也就是说，这样具有本质意义的企业改革历史，只有在柳传志的主导下，才有可能取得成功。历史真的具有相似性，当年轮船招商局的改制，毋庸置疑也只有一个主导性条件，那就是盛宣怀的地位，盛宣怀的影响力。

　　更大的相似性在于，盛宣怀也是求贤若渴，他对企业家和职业经理人的培养，可以说一点都不逊于柳传志。熟悉历史的人们，必然记得一个杰出的企业家团队。以轮船招商局为核心，盛宣怀先后将郑观应、唐景星、徐润等一批晚清最具有企业经验的人才招致他的麾下。郑观应，曾写过《盛世危言》，对中国的商业思考烂熟于心，他的言论深深影响过一个时代的思想。唐景星，也出身于商业世家，从小就接受完整的英国式教育，是中国进入近代以来最具有国际贸易视野的杰出人才之一，对现代企业的经营管理，对国际秩序之下的生产与贸易，可以说是胸有成竹。还有徐润，这是晚清上海滩最富有的商人，他在商业方面的技术，一时间几乎无人匹敌，他的锁定主业，适度多元化经营的企业战略和投资战略，让他一时间富可敌国，万人仰慕。

　　就是这样一批难得的市场化人才，都甘愿服膺在盛宣怀的门下。原因无他，乃是盛不可多得的官场经验、商场经验，以及基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熟练的人际博弈能力。他可以和李鸿章推杯换盏，可以靠近慈禧太后，谨慎进言，他还可以拿到整个朝廷的漕运专运权。

　　相比之下，郑观应、唐景星、徐润就显得太书生，太专业了，他们都搞不定复杂的官僚体系，也搞不定人和人之间的明争暗斗。其结果就是，无论他们有多大的才华，都只能在盛宣怀的手心里腾挪。一个醒目的历史现象是，三个人从进入轮船招商局开始，就失去了曾经的独立商人地位，从此成为盛宣怀的商业棋子。郑观应晚景平淡，在招商局赋闲，靠着研究道教文化度日。唐景星因为企业理念得不到施展，只能离开招商局，去了开平煤矿。而徐润被盛宣怀排挤出局，只能靠做一些生意，聊以度日。

　　我并不认为，今日柳传志先生的企业人才框架，完全类似于当年的轮船招商局。但以柳先生为核心的联想人才文化和当年的盛宣怀有某种同构性。这的确是一种中国传统文化在企业中的投射。一个有志于大发展的中国企业，必须有一个能在官场和市场两个方面同时非常老道的领袖人物存在。企业必须同时把官场文化和市场理念同时复制过来，建构起一种属于自己的企业文化，方能在中国这样的文化语境里施展身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