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些天去校外开会，拦了部出租车，司机看上去就是个“精明男”。车子开动后，问我是否要发票，我说要。于是，他从事先裁减整齐的一叠空白票里取出一张，插入计价器中。精明男笑着对我解释说：计价器放纸的支架坏了，无法放置成卷的打印纸，只好根据客人的需要，一张张地打印；如果碰到不要发票的乘客，就只停表不打了。和他攀谈后我还知道，当他发现这样做可以节省一笔钱之后，索性连表都不修了。

我问精明男可以省多少钱，他给我算了一笔账。如果计价器是好的，司机每次运送客人结束，在停表计价的同时，打印机也会自动打出一张发票，而大约一半的客人不要票。一个司机每月大约需要使用6卷票、一个墨盒，合四十几块。而像他这样插纸操作，每月可以节省20多元，一年大约省下250元左右。

一年只有250元。我觉得他有点小气。但他随后算的大账，却让我汗颜。精明男说，全北京现有67000辆出租车，如果每个司机都省下这笔钱，一年就是1600多万。显然，无论从当下流行的绿色经济概念，还是单从节约角度看，精明男的“创新”都是看似小、实则大的一件事。于是，我进一步向他请教有没有可能在计价器上做点改进，设计出只停表、不打票的机器。他笑着说，这其实就是改根线的事。下车前，他又补了句：其实我过去开夏利时，自己就改过这根线。这话的意思是：北京市这些年不知已经浪费了多少个1600万了。

接下来几天，我一直在想：为什么精明男的个别创新不能成为一种集体行为？为什么管理当局和众多司机不响应呢？难道仅仅是他们之间的信息不通畅吗？我能想出来的原因有两点：一，创新的激励机制有问题。具体来说，省钱是司机自己的，而决定是否在计价器功能上进行创新的人是出租车公司和管理部门。显然，在出租车行业躺着管理都可以荷包满满的情况下，有决定权的人没有创新的动力；二，我们缺乏鼓励创新的文化。我们往往忽视那些只能带来“蝇头小利”的民间智慧，只重视那种乔布斯式的大创新。创新在本质上并不仅仅体现为一种结果，更体现为一种民众素质和社会氛围。只有在小打小闹的创新被鼓励、被支持时，中国才能真正具有创新环境。

我着实为自己的思考自鸣得意了几天，直到我的研究生听完我的分析后。他笑着说：老师，这个司机很傻啊！我忙问为什么。学生说：如果他修好表，把没用的发票卖掉，所获收益应该远远多于这个250元啊。这句话着实点醒了我。

我曾为某媒体客串，一个月工作几次而已。每月所得到的不是堂堂正正的报酬，而是靠报销“的票”所领取的现金。“的票”并非由我提供，该单位有人专门负责搜集，而给到我的现金只有九成，另外一成是购买“的票”的费用。后来我也知道，原来那样一个偌大名头的媒体相当多的工作人员竟然都是靠报销“的票”来领取工资的。据说这是个巨大的“灰色产业链”：有人专门以搜集和出售出租车发票为业。他们先从不同的出租车司机那里买来发票，然后再把这些发票混合起来，卖给买主用来报销。于是，“的票”报销成为不少“预算外人士”的收入来源。企业和个人都有好处，只是逃了国家的税。

总之，与学生的交谈让我发现了阻碍创新的一个新理由。中国缺乏创新，不仅在于文化有问题，激励机制有问题，还在于那些莫名其妙的“制度”规定以及“小型违法”所提供的逆向激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