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不少业界人士却认为，目前导致部分跨境资本外流的决定因素更多在企业本身的微观经营层面，而非宏观政策影响。
一位外资投行人士表示，部分外资机构选择将资金汇出，更多是因为境内投资项目已达预期的收益高点，而流出境外则有更好的套利机会。“我们公司也在上海出售物业，出售的原因是我们认为现在已经是这个物业项目综合溢价最大的时点。另一方面，随着短期人民币贬值预期的强化，跨境资本也有了新的套利渠道，这样正好转场而出。”
近期被广泛关注的英国对冲基金公司Eclectica借助做空中国概念，做空部分依赖中国经济成长和大宗商品需求的日本公司企业债，进而赚得盆满钵溢，也被视为跨境资本在流出后能够获得更好获利机会的最佳启示。
根据目前业已披露的交易细节，该对冲基金的管理人Hugh Hendry通过购买数十家日本企业债的看跌期权建立头寸，这些被其选中的日本企业大多在业绩上高度依赖来自中国的需求，因此这些企业债的价格也会对与中国经济增长有关的消息高度敏感。随着近期不少外资机构纷纷发出报告，指出中国经济增长所面临的风险加大，这些企业债券的价格也应声而落，而令Eclectica大获其利。
可事实上，Hugh Hendry做空相关企业债的动因，却并非是利用短期因素炒作，而是基于他对中国经济远景的看衰。正如Hugh Hendry在2010年6月撰文所言，他认为：“中国在GDP增长的同时，却没有创造人均财富。这就好比没有鸡尾酒的鸡尾酒会—有什么意义呢？”
而颇为讽刺的是，这位基于宏观理念长期看空中国并因此被境外金融圈视为异数的投资家，如今却成为了跨境资本处于短期因素流出炒作的指路人和成功事例。正如一位对冲基金管理人所评价的那样，Hugh Hendry的成功是“后知先觉”，“被用错了地方的注脚”。
再工业化
尽管对于资本出境的动因有多样化的解读，但无论是业界还是学界，大多数人并不认为这种资本外流可以被视为资本外逃的“斧声烛影”。而对于外资机构近期频繁释放的对中国经济长期增长潜力的担忧，黄益平提出：“外资机构指出的一些风险是确实存在的，但依据这些就判断中国经济可能陷入衰退，进而推断跨境资本外流趋势将长期存在，这并不充分。”这一观点也在业界人士中获得广泛认同。
而在去年12月27日，人民币一扫月初颓势，兑美元中间价创下汇改以来的新高。对此，部分外资金融机构人士便暗示，目前资本外流以及做空概念的炒作，可能仅仅是跨境资本的一次综合避险与套利的“国际旅行”，更多跨境资本不仅没有流出，反在“资本外流”的掩护下，悄然进入国内其他具有较高升值潜力的行业领域。
一位外资机构投行人士就透露，部分机构的主力资金“从一线城市的房地产市场撤出来后，又进入二三线城市的房地产市场”，“从股市债市撤出来，又进入了农业和矿产领域”。他更表示，一旦经济形势企稳，不仅流出的跨境资金会再次流回，甚至还会引来更大规模的资金。
对此，黄益平就指：“目前跨国资本选择投资对象，不是在选优，而是在比差，相比之下，中国的增长潜力和内在的市场规模依然是各大经济体中最具优势的。”
不过，资本外流发展为资本外逃的担忧虽缺乏强有力证据支撑，但有部分业界和学界人士认为，本轮资本外流中存在的产业资本转移现象，可能对中国未来经济发展构成切实的忧患。尤其是随着去年11月FDI数据出现28个月来首次同比下降，类似担忧也被进一步强化。
一位外资投行分析师就表示：“相比于跨境资本从国内股市、债市和汇市上的退出，福特、NCR等跨国企业收缩在华生产规模，向母国回流的产业资本转移，其实更值得关注。因为从资本市场流走的跨境资金再回来，并不存在什么难度，但是如果是从产业界流出的资金，再回来周折就要大得多。这样的资本转移，一般就是真的流出去了。而这些资本的流出，既是就业岗位的流失，同时也会对实体经济产生负面影响。”
蒋先玲也指出，伴随着金融危机发生以来，欧美国家对其产业结构和经济增长方式的反思与调整，也使得部分制造业资本向母国回归的可能性有所增加。“以美国为例，由于美国经济发展形势还不算明朗。奥巴马政府一直在积极实施所谓的产业回归和制造业再造的政策。这会对我国吸引外资形成一定压力，也会让在华的美国投资产生一定的回归动力。”
事实上，在目前欧美发达国家对金融危机的广泛反思中，“再工业化”的确成为了一股颇具声势的诉求，这种诉求对于已经成为“世界工厂”并对外贸有较大依赖的中国而言，显然在更大程度上是一个有可能削弱其在国际市场竞争力的严峻挑战。法国NATIXIS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法国理工大学教授帕特里克·阿蒂斯就指出，这种诉求已在一些发达国家成为现实，英国、美国和加拿大都出现重新工业化的现象。
不过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的余淼杰副教授则认为，产业资本外流的问题，在个别行业可能是存在的，但是对整体制造业而言则不必过分担心。“产业资本外流的情况其实在两三年前就有出现，但主要是从中国转至劳动力成本更低的东南亚各国，如印尼、越南。而现在美国的产业振兴政策，也不大可能导致跨境产业资本回流，这是由经济效益决定的。在目前情况下，美国的劳动生产率应是中国的4倍，但美国人均国民收入是中国的10至12倍。这就意味着产业资本回流美国，生产效率上升的幅度要远远低于成本上升的幅度。”
但对一些人力因素影响较小的产业，余淼杰认为确实有可能出现跨国企业向母国回流的情况。“目前基本的国际贸易产业链格局是美国设计、日韩零部件、中国装配。中国的优势就在于装配人工成本较低。但对一些装配工作量不大或装配难度较低的产业，中国对于发达国家的比较优势则并不明显。”余淼杰提出，未来一段时期内有较大可能出现产业资本跨境流动的行业将主要是机械制造、交通运输设备以及高端电子产品。“例如福特、Moto和Hp，这些企业的部分部门，未来均有可能成为产业资本跨境流出的具体参与者。”
前述外资银行资金部门高管则证实，在近期资本外流现象日益明显的情况下，跨国企业的利润汇出以及资金转移却并未出现较大波动。“在近几个月，其实并无多少跨国企业就转移生产部门的计划，与我们接触融资安排和资金池布局的问题。而其他一些跨国金融机构也没有接触这方面的事例。”他还表示，一个决定跨国产业资本不会轻易转移的原因在于，“我们接触的大部分跨国企业，他的产品大部分还是销往国内市场，出口可能只占20%至30%。这样的企业又有什么必要舍近求远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