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一连串与过去取向完全不同的经济政策陆续出台。可惜并没有得到舆论的恰当关注。应当说，虽然政府的思路在转变当中，但研究人员和大众媒体的思路似乎并没有跟上。人们依然在根据老经验、老观点看待问题，但从今年的情况看，这种观点需要改变了。

　　最重要的变化是，公共投资在实质性地收缩。

　　过去的十几年——准确地说是从1998年第一次依靠公共投资救经济开始——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一直来自政府投资。这主要反映在两方面：

　　第一，以基础设施投资为主的政府投资对引进外资和劳动力跨区域流动具有重大促进作用。对于一个发展中的落后国家来说，要在短期内引进资本，快速实现工业化，就必须尽快改善基础设施，使之满足投资者的要求。在各种评价新兴国家投资机会的研究报告中，均不约而同地将基础设施作为中国最具竞争力的因素。而与中国竞争外资的其他国家，例如印度和越南，在这方面均处下风。从这个角度看，政府投资对“中国制造”的兴起的确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第二，GDP增长本身，也日益依赖政府投资的拉动。这主要反映在最近几年，尤其是2008年美国金融风暴之后，为了应对经济的短期下滑，中央政府先是推出4万亿救市政策，之后受到鼓励的地方政府又拿出了数以十万亿计的各种投资项目。这就是广受批评的投资依赖症。

　　不过显然，中央政府已经意识到这一问题的严重性。自温州动车事故后，中央投资已经开始慢慢收缩。典型代表是铁路投资的一减再减。水利投资虽有抬头之势，但主要是一种再分配政策；至于环保，它本身就是一个紧缩性而非扩张性经济政策。更为明显的征兆是，在持续加压的楼市调控下，地方政府投资也必定被动紧缩。这样，至少在依赖投资拉动GDP方面，政府已开始实质性转向。

　　另一个变化是，中央财政有大量增加福利开支的趋势。近日，中央扶贫工作会议以最高规格召开，将贫困线标准由人均收入1196元大幅度提高至2300元。虽然这个标准尚不算高，但是贫困人口却将由2700余万增加到超过1亿，相应的扶贫开支显然要大幅增长。此外，在校车安全和贫困地区学生午餐方面，中央政府也已表态将负起责任。还有需要巨额投入的保障房建设，也是一种再分配政策。看起来，中央财政的侧重点正在由促增长转向保福利。

　　最受普通人关注的减税，正在慢慢落到实处。2011年上半年，围绕提高个税起征点的公众舆论令政府将原定3000元的起征点提高到了3500元，因此而使大部分工薪阶层不再需要缴纳个税。到下半年，营业税转增值税也开始试点，使这一广受关注的结构性减税方案终于付诸实践。当然，减税力度还远远不够，但方向却是正确的。从某种角度看，这也是一种拨乱反正，因为在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央政府采纳了大幅增加公共投资的对策，虽然在短期内保住了GDP，却大大加剧了宏观经济失衡的严重性。如果这种做法不加以改变，未来的局面将不可收拾。

　　最后，在政策调整中仅属次要，但极具标志性的是房产调控政策——过去一段时间来，所有关于限购政策将会放松的传言全部落空。无论成交缩量、地块流拍，还是降价卖房导致群体性冲突，都未能动摇政策决心。地方政府的多次试探也均以失败告终。现在，住宅限购政策已是形式大于实质，控制房价已居其次，表达政策决心，引导市场预期才是它的主要作用。从这个角度看，政策是成功的，地方政府和开发商已经接受了房价下降的事实，并据此调整了自己的策略。接下来，需要的只是坚持。

　　去年财政收入突破10万亿元几无悬念，保持财政盈余，而不是年初计划的财政赤字——这又是一个明确的信号：财政实实在在由扩张走向了收缩。

　　由以上迹象，我们当然不能得出过于乐观的结论。但是显然，事情在向好的方向发展。

　　(冀志罡 专栏作家，曾供职媒体，现服务企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