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货膨胀是2011年最热门的一个词汇，这反映了许多人的焦虑程度：企业主利润空间受到成本拉伸性通胀的蚕食，运营艰难；普通老百姓的消费能力受到货币性通胀的侵蚀，紧巴巴的精打细算之下内需堪忧。

2012年，通货膨胀依然有可能是挥之不去的梦魇。谈到通胀的原因，货币超发，大宗商品价格上涨，这些都是全球性的问题，并不是我们最值得担忧的隐患，我们最值得担忧的是中国物价的制度性泡沫，这些问题是央行也无法调控的。

第一，出口导向性的税收政策。在中国，拉动就业主要是靠出口，而不是靠内需，因此“Made in China”的许多商品都可以免交相关的消费税。出过国的朋友几乎没有不抱怨中国物价高的：一双耐克鞋一般要100美元，Levis牛仔裤122美元左右，一杯星巴克咖啡5.5美元左右，在美国499美元的16G的iPad要卖757美元左右。这些中产阶级的标准消费品往往要比美国贵到至少30%，可是中国中产阶级的收入差不多只是美国的1/6。这种把内需转移到出口需求的税收政策导致国内物价虚高，显然不是为拉动内需服务的。

第二，国内商品消费流通领域的税收负担极其沉重。中国税收收入的几乎70%来源于消费相关的税收：增值税、消费税、工商税、关税等，剩下的30%来源于个人所得税、企业所得税等。而在美国消费税大概占税收总收入的2%，个人所得税和工资税占最大头，大约是86%。相形之下，中国的税收制度明显成为了束缚内需的繁重枷锁，其收入再分配进而调节贫富差距的职能极弱。扩大的贫富差距会减少货币的流动速度和乘数效应，阻碍广义需求的扩张。以消费为“奶牛”而忽视贫富差距调节职能的中国税收是造成高物价、贫富差距不断扩大、内需增长严重滞后于GDP增长的一个最重要原因。

在消费税当中，增值税的负担最为沉重。商品在供应链环节的每一次流动都要缴纳增值税。标准增值税率是17%。政府的年收入中几乎60%来源于这项税收。相比之下，在美国，批发渠道、原材料和半成品是不收增值税的，一般只在销售终端征收销售税。大多数情况下，这个销售税征收比例低于10%。有很多人认为美国消费经济强大是美国人民奢侈的生活习惯造成的，其实他们忽视了保护促进民生消费的美国税收制度才是幕后的最大功臣。

自打1994年中国税改以来，政府每年的税收收入几乎是以GDP增长两倍的速度上升，而与此同时消费占GDP的比重却从60%下降到了30%多。相比美国，咱们这“国富民弱”的税收制度把中国经济一步步引向了一个虚抬物价、打压内需的境界。

第三，除了税收之外，物流费用也是造成物价虚高的一个重要原因。根据毕马威的中国物流报告，在中国，运输费用、仓储费用和配送管理费用加一起占GDP的18%，是美国的两倍。在全世界，70%的收费公路在中国，除了路费之外，司机还得应付地方政府“制服人员”的乱收费现象。根据中国物流技术协会副理事长王继祥的数据，同样的商品从上海运到广州或是运到纽约，前者的物流成本是后者的4到5倍。这一切都表明高昂的物流成本已是我国物价虚高的重要推手。

根据我对中国知名物流企业掌门人翟学魂的询问，中国物流成本高昂的原因也是制度性的：“公路运输业有三种力量参与利益的分配：行政权力、个体劳动者以及企业组织。第一股力量是行政权力，控制公路运输的基础资源——能源和道路，以垄断价格收取油费及路桥费，以执法权收取罚款；第二股力量是个体劳动者，他们是数千万司机和搬运工，完成公路运输中主要的生产作业；第三股力量是企业组织，它们衔接运输供需，管理服务及成本。行政权力直接分走了整个行业约3/4的收入，剩下1/4要在运输企业、个体劳动者以及相关的卡车制造商、轮胎制造商等等整条货运价值链里进行分配。”不降低行政权力在物流利益的抽成率，也就是坚决打压收费公路和路政人员对物流利益链分配作用的垄断性，物流成本就会对物价造成持续的上升压力，并且极大地遏制内需的发力。

综上所述，如果税收政策继续忽视对贫富差距的调节作用，继续维持对内需收税占总税收的高额权重（70%）；如果国家不下大力气铲除行政权力对物流产业链利益分配的垄断性（约75%的占比），那么不管央行采取什么样的货币政策，对通货膨胀和经济泡沫的控制效果都会大打折扣。货币超发、大宗商品价格上涨等因素受制于美联储等他国央行，但这些物价泡沫的制度性原因却是我们主观能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