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峰认识很多外资企业的高层或者中层以上的经理，在90年代末或者2000年左右，他们的职业很让人艳羡，而现在职业的“含金量”已经大不如以前。“那时候的外企中高层，买两套房子很正常，但是你今天进到外企，即使给你八千、一万块钱月薪，你什么时候才能买个房子呢？同样是薪水，含义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也让职场危机提前而至，在发达国家，焦虑、无措、迷茫等中年职场危机的表现通常发生在45～55岁，但是在中国却提前了近10年。
这是“压力山大”的一代人。严重透支身体，恨不能每周7x24小时地工作，在跻身上层、功成名就的路上狂奔。他们的不安全感、焦虑感从某种程度上远远超过了父辈。
未来生活的参数一概未知，这种不确定性和不安全感加重了“茫一代”的焦虑。
退休或重返职场？
参数未知的将来
“退休”，对当下这个人群来说，几乎是一种奢望。
李强是一家私企的老板，早年做生意赚了几百万后觉得足够将来生活了，便结束了生意，开始安享生活。可是不到十年，他发现生活的发展完全脱离了他预设的轨道。“十年前几百万足够一个人安安稳稳过完一辈子，可是我没有想到这几年房价、物价会涨成这样，现在几百万还算个啥。”“安享”计划泡汤的李强不得不重整旗鼓，再次创业。
刘峰身边也有朋友有过和李强类似“提前退休”的经历。这位朋友为了移民加拿大，在事业发展最顺风顺水的时候，提前结束在中国国内的工作，在加拿大当地随便找了个工作。待到移民必须的居住时间期满后，这位朋友想再回中国来发展，却发现已经错失了事业发展的最好机会。
对于至少还有些“家底儿”的李强等人来说未来虽然艰难，但还不至于毫无保障，对于更多的中年职场工作者而言未来生活的参数一概未知，这种不确定性和不安全感更加重了这一群体的焦虑。到底有多少资产未来才可以安枕无忧？没人可以给出一个确切的答案。
20多年前，大学每年的学费只有200元，现在有些专业已经冲上万元，增长了约50倍。中国 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曾有一项7625人参与的调查统计称，尽管78.8%的人认为和十年前相比收入增加了，但是85.3%的人感觉自己的生活负担比十年前更重了。有人估算了近四十年来中国人结婚的成本：70年代末是600元，80年代是3000元，90年代是3.3万，21世纪达56.6万，越来越贵的中国式婚姻。显而易见的是，中国社会经济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快速发展，但人们的收入增长速度却远没有跑过物价上涨的速度。
“在过去几十年的发展过程中，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就是国家对中层人群，其实没有好的政策来扶植他们。”刘峰感慨，中层的赋税很高，高到很吓人的程度，而另一方面，国家给予这一阶层的福利几乎是零。“比如说我每月交那么多钱的税，突然有一天失业了，却发现我什么都没有，真的是什么都没有。”
对于这一现状，资深产业经济学家白益民认为，日本企业的员工对于未来的焦虑感要比中国低得多，“日本有约定俗成的终身雇佣制以及与其相配合的年功序列制、企业工会。这是日本的三大神器。”白益民介绍，在日本的企业中，企业不会轻易裁员，年功序列制是指工资待遇按员工的资历慢慢增长，所以一旦进入一个企业，你就可以知道自己未来在这家公司大概享有的工资待遇水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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