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企业家一生最大的战略性敌人就是体制，这是他们不可不博弈的“墙”。

好在有一些企业家知晓“墙”的力量，相信，即使商业上的成功是小概率事件，在“墙”内也会实现商业梦想，亦相信没有什么不可能的事。

我好奇的问题是，在现实之下，中国的企业家要不是官，要不是商。体制下的亦官亦商需要上下通达，更高的权谋与手段。为此，中国的企业家准备了几十年，可许多案例得到了残酷的结论：商业巨大成功也不可能代替很深的权脉背景。这是“墙里人”的宿命。在这样的疑问下，我更大的好奇是，为什么有的人是“墙外人”，但同样有分寸地与体制打交道？比如说，万达的王健林。

我尝试着总结了原因。重要的是，王健林不神化王健林，万达也不会将自己神话，万达甚至拒绝给自己贴标签。

《中国企业家》最近一期封面讲了万达顺势而为的故事，这个“势”不仅是行业发展的趋势，更大的“势”是中国发展的节奏，体制的架构。比如说，中国许多的地方政府一任大约只有五年时间，万达就借此“势”，用18个月的时间建成万达广场。换句话说，万达用速度满足地方政府“政绩”的需要——只有没有安全问题，这没有错——从而换取万达发展的空间。

万达的速度，让我想起猎豹，它是丛林中跑得最快的动物，瞬间捕抓速度可以达到每小时100多公里。华为人很乐意将自己比喻成土狼，将华为文化形容成狼性文化，万达人拒绝用一种动物来比喻万达。他们的理由是，虽然万达做商业也信奉互联网速度，以快为尊，但不是猎豹，因为在达到这个速度时亦是它最为危险的时刻，需要身体每个细胞极致配合，一旦不协调，功亏一篑。

前段时间，万达收购了全美第二大院线AMC，可以简单地总结万达完成了在文化产业链上的重要布局。而在万达这幕大剧中，王健林是导演。我自然地想到，王健林是文艺片的导演伍迪·海伦、科恩兄弟，还是导商业片的大导演斯皮尔伯格？

我私下问万达人，如上文所说，他们再次拒绝这样的贴标签。一个被访者说道：万达做的不是一个创意产业，创意产业是要带有艺术家强烈的气质在里边，他们的浪漫，他们的个性，他们的魂，而王健林只是一个人，一个普通的商人。

如果说，用非市场化思维、市场化手段取得商业上的成功，这是万达和王健林证明自己在“墙外”的洞见与魄力，那么承认自己是一个普通的人，万达也只是一家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公司，这是万达与王健林与地方政府做生意的智慧。与“墙”近距离时，当一个庞大的机器在一道工序一道工序，按部就班地运转时，谁心态不好，不知道自己是谁，谁可能最先被淘汰。换句话说，王健林非常清楚，即便外面如何用“帝国”来形容万达，在内心深处商业从来就不是护身符，更遑论升官晋爵之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