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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诞"冷经济":义乌如何突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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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管理环境 时间: 2012-10-31 来源:《中国企业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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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字:金融危机
义乌只是缩影。因欧债危机,欧洲一直泥潭深陷,美国经济仍在复苏期里徘徊,像义乌这类出口依赖型的小城如何面对这场经济风暴?它们的U型拐点何时到来?

孙丽娟代表了一部分义乌商人。外地商户,进入比较晚,他们可能对这种变换更有切肤之痛,亏损总是会先从这群人发生。欧美市场一直都没有明显的回升, 南美、中东、俄罗斯的客户变多,但是他们的订单量小,没有办法和欧美客户比。按照义乌官方估计,市场商户的总体亏损数量今年大概会增加5%左右。从商户的 信息来看,商户的利润变少,原来大单多,现在中单(按照义乌市场的划分标准,1000到10000美元属于中单)变多,这说明不仅商户包括经销商、贸易商 都认为后市不明朗。“他们认为起码两三年之内不会有起色。目前这种情况对于经营不太久的商户一定有压力,对于本地商户或者有固定客源的老商户就相对要更容 易。”义乌国际商贸城集团一位不愿具名的负责人表示。

韩奇永验证了这种说法。这个经营圣诞彩球蜡花的天津人来义乌已经十多年,他说今年销售会减少20%。尽管在十多年里,韩奇永从来没有遇到过销售额减 少的情况,但他不以为意。“做生意总得有个大年小年。原来国外经济不行了,内需能够立竿见影,2008年之后就是这种情况。今年国内外市场都不好,只要不 是自身原因,大环境造成销量下降就没什么特别需要紧张。”总体而言,韩奇永是个心态平和的人,当然这和他的经营状况也有关系,因为工厂和店面都是自己的, 他的生产成本增长空间很有限,与孙丽娟面临的压力自然不同。

深度危机

下班的时候,孙丽娟的丈夫胡经文来接她回家。胡看上去是一位很踏实憨厚的中年男人。车上,孙丽娟抱怨说,这几天两个人一直在争吵。“什么鸡毛蒜皮的事情都能吵起来。但我知道他是个好人,人踏实。可是事情太多了,说着说着就会吵起来。”

孙亲戚家年纪差不多的表姐,都羡慕她当了老板。可是,孙告诉我,她心里反而羡慕那些亲戚,做老师、公务员工作清闲又稳定,该休息就能休息,该生活就 有生活。她这一年得从年头忙到年尾。“一年挣几十万,可是我一大家人,公公、婆婆、老公的弟弟、弟媳,还有我自己的妈妈爸爸,差不多都扑在这上面了。这么 多人出去打工钱也差不多吧。”

一直充当司机开车的孙丽娟丈夫帮腔插了一句,“主要是因为房租太贵了。”孙丽娟的店是个好位置,“大通道、电梯边,离大门入口不远”,当然这样店面 租金自然也不菲,一个大概不到20平米的狭长格子,孙丽娟和另外一家合租,占其中的一半,每年的租金超过30万,再加上仓库和工厂,一年又是几万元的租 金。一面是经营利润不断被摊薄,一面是房租不断上涨,几年间,房租已经上涨了近两倍。

今年单就房租问题,义乌商贸城以及附近商圈不断发生各种群体事件。不久前,在义乌福田二区圣诞用品专业街一二百家商户就和房东发生了纠纷。那个村 子,在2009年圣诞用品入驻之前,商业还未发展起来。当年,经营商户和村民集体签订五年合同。随着业务越来越大,商业发展起来,拉高了周围酒店餐饮以及 房屋租金。当地村民面对几年前签下的价格低廉的租赁合同,心里不平,开始擅自要求涨价,有的甚至要翻倍。商户自然会抵抗,“如果不给钱,房东就吵架,厉害 的就锁门。外地人,而且是来做生意,还是希望一切太太平平。”一个商户解释,一二百家商户最后经过协商,只能接受了上涨了一大截的房租。

本地人却享受着土地红利。好多当地人开着宝马7上下班,领着1000元钱工资。而他的房租收入可能月入十几万、几十万。我遇到一位商户,是本地人,这位中年妇女自问自答道,“如果将来这的生意做不下去了怎么办?我把店卖了就行。”

“房价、房租上涨的确是这几年比较突出的问题。”义乌市委宣传部对外宣传办副主任王罡说道,“自从18亿亩土地红线之后这个问题就更突出了。”王罡 所指的18亿亩土地红线是2007年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十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上关于土地问题的讲话,“我们绝不能犯不可改正的历史性错误,一定要守住全国 耕地18亿亩这条红线,坚决实行最严格的土地管理制度”,按照中国的制度,这在各级政府部门也成为政绩考核的一个指标。“为了要保留一定数量的耕地,义乌 这个地方的房价问题就更突出。”他补充,“要我说个人的观点,这应该全国统筹。中西部大量的土地可利用,而东部地区可以完全发展工业化。”

孙丽娟心情不好还有另外一个原因。早上出门的时候,工人们还没有上班。“他们罢工了,要求涨工资。”丈夫和中间一个主事人谈完之后告诉她。和我们说起来的时候,她还对罢工这个词抱着又陌生又不可思议的表情,她无法想象自己一个刚刚百人的工厂,怎么也搞这么大动静?

她的委屈还在于,年初厂里来了一批新工人,因为新手做得慢,所以当时协商说每个件补贴0.2元,当然这是为了留住工人的手段之一,但是总体还是为工人考虑,工人怎么能这样对待她?

临别的时候,孙丽娟客套了下,“应该和你吃个饭,但是我得回去仓库打包装。我们现在更不敢要求工人加班了,涨工资我们就承受不了了。我们家里人晚上 自己干。”孙丽娟说着眼圈又红了,“我父亲还没有退休,只要轮到他休假,他一定会赶最早的一班火车到义乌来,来了就帮着我们打理工厂。”

回北京后,孙丽娟告诉我,她刚刚发完工资,最高的工人已经能拿到5000元。而罢工的解决方案是,原来每个0.4元,现在变成0.6元,取消补贴。“他们现在也能拿到4000元左右。但我还没有通知工人,不知道他们能不能接受。可能还不等他们受不了我就受不了了。”

韩奇永的工厂里,现在都是夫妻工。“现在的年轻人不好管。”韩奇永说。有一次,他招来的一个小伙子,工作时懒懒散散,一直和周围的工人抱怨厂里的待 遇低,带头闹事。韩奇永观察了几天,就把小伙子劝退了。走的时候,韩奇永开满了一整个月的工资给他,“好多工厂喜欢通过拖欠工人工资,来防止工人跳槽。我 不这样干,周围工人都看着呢。你好不好大家心里都知道。”从那以后,工厂里就全部是夫妻工了,“现在好很多,只要是一心奔着踏踏实实挣钱就好说。”

但即便如此,他也承认这几年最难的事情,不是贸易环境不好,而是工厂的管理。最后,他把工人稳定在70人左右,“都是做了几年的老工人”,剩余的都外包出去,减少管理的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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