伪命题
当土地、人工成本超过应有的比例,而市场需求又持续低迷的情况下,义乌的小商品制造该如何突围?
何华明对于和我讨论圣诞经济没什么兴趣。他先给我讲起2008年时因为贱卖少赚了多少,然后讲起现在的生意和投资经,我们从国际形势谈到中西部地区 发展,从股票谈到股权投资,最后终于达成一致观点,或许做LP(风险投资的出资人角色)是现在最好的投资方式。而我似乎终于通过他的“审核”,他把我领到 他经营的另外一间卖佛具的店铺,“这边环境好,我们聊聊。”
何华明四十多岁,是个精明的本地人,早年在国有企业上班,后来下海,成为义乌最早的圣诞生产商之一,后来他带着家里亲戚都开始从事这一行。先行者这 个角色给了他某种优越感。“我和那些人眼界不一样。”何华明说,那些人包括他对面店里的韩奇永,“他们整天忙忙活活的就是想着怎么把这点生意做好,你说这 生意还有做头吗?”他又带着考核的眼神看了我一眼,然后说“现在做这行都没落了”。
何华明现在已经没有工厂了,因为有些十多年的老客户,所以那些稳定的订单就发给一些代工厂去做。“做不做关系都不大,做这行又辛苦钱又少。”儿子在 英国伯明翰大学读完书之后,何华明把他又安排回了义乌,“我还没有想好能做什么,所以他就先在政府里做个闲职。现在能熬个一官半职最好,但我们这些普通老 百姓也没有什么可能。”说着他看了我一眼,似乎我能想出点什么办法来一样。
何华明说,十多年前,圣诞产业刚刚从广东迁到义乌时,这一行还有百分之十几、二十的利润,现在的利润大概只有百分之八左右。但是竞争却比以前更激烈 了,“客户出了门,就会被拉到其它店里,然后客户就返回来说那边比你还要便宜。到最后,客户知道的价格比你还要透明。”何华明说,“而且现在工人的成本上 升这是大家都看到的。”因为和政策制定者们走得很近,何华明对于政府的政策似乎看得更明白,“他们开会的时候说得冠冕堂皇,下来喝酒的时候还不是要骂 娘。”
“这么多年,我看着义乌的小商品市场起来的。说创新升级的都是那些不调查的专家。”何华明说,“最早的这个产业是从美国转移到日韩,从日韩转移到台 湾,台湾转移到广州,后来就是一些中低端产品才转移到义乌来。所以义乌的小商品城有个特点,可能科技含量都不高,但是基本都是生活必需品。你看经济危机这 几年,全国做外贸出口的市场,只有义乌还是保持增长的。你想想,你做个更高级的,能卖给谁?那些客户也开玩笑说,经济危机让美国人都长教训不乱花钱了。” 这几年里有通过产品创新卖得好的,大多都是节省了成本。在市场里有个刚从事圣诞行业不久的生意人,发明过一项产品创新。因为传统的圣诞老人体积很大,这就 造成运输成本很高,甚至超过产品成本。他发明了一款可以收缩的圣诞老人,运用空心的设计方式,里面用钢筋骨架和可以拆卸的钢管,一个1米高的圣诞老人可以 压缩到5厘米。这样折叠式装箱,比原先至少缩减了90%的空间。
“你知道有阿迪达斯把中国的工厂迁到印度尼西亚去了?”我问。
何华明眨了一下眼,声调提高了点,“你看,我说这坚持不了三五年了吧。但是义乌的工厂还没到迁往东南亚的时候。”他又讲起做其他行业的朋友,前年尝 试把工厂建在了越南,但之后就叫苦不迭。原来越南的人工非常懒散,没有纪律性。原定60天交货的订单到最后没有完成被狠狠扣了一笔款。
“东南亚国家有自己的问题,基础设施不完善不说,根本在于国家规模较小,除非国家对某个产业有特殊政策,否则很难会有一个产业的产业链整体迁移。缺 少产业链配套,对于企业的影响是最重要的。所以劳动力成本的优势不能被过分夸大。”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高凌云表示,“可能像阿迪达斯这 种大公司过去相应问题会小一些,他们也能解决当地劳工的培养问题,但是对于中国制造业来说,这还是比较冒险的选择。”
这话题离孙丽娟他们都有些遥远。孙丽娟的想法是怎么样能够让家乡的工厂承担更多的工作。2008年把工厂搬到义乌来的时候,孙丽娟把部分工人留在了 家乡镇上,“家里都是水平更高的技术工,负责缝制衣服,而这边的人只是打包,但是家乡的工人就更稳定,而且同样计件,家里能拿到3000块已经是高收入 了。”
韩奇永在天津的老家也有个一百人的工厂,由弟弟打理。他承认家里的工厂更省心。“在村子里,农民忙一段地里,在农闲的时候就可以在工厂上班,稳定,而且离家近,这对于他们似乎属于额外的收入,所以他们对于工资也没有那么在意。总比外出打工,一年回趟家要好吧?”
王罡证实了义乌的这种趋势;“虽然没有数据统计,但往周边的农村开工厂的人越来越多。”
或许,义乌还处在一个安全地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