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人”一词，今天略带贬义，从商的人宁可说自己在“做企业”。事实上，“商”这个字都在挣扎当中，一方面社会上有“商学院”这样崇高的名词，另一方面“无商不奸”又是街头巷尾的口头禅。依照简单的推衍逻辑，如果无商不奸，那么商学院就是专门培养奸人的场所了。或许这就是为什么名牌商学院毕业的人，也绝不愿意别人称他为商人，而宁可被称作企业家。

　　中国传统文化受到西方挑战后，通过翻译，许多领域的概念还处在混淆不清的境地，概念混淆一定带来情绪混淆，这严重地扭曲了人们的思辨能力，商业领域(或者该说企业经营领域？)是重灾区之一。除了上述的“商”，再如由“Management”翻译成“管理”一词，实在是个千古大灾难。从Management 的本意来看，它应该被翻译成“理管”——先梳理，梳理不成才管制；但是到了东方，它却被翻译为东方式的威权语言：先管制起来，然后再梳理。事实上，一管就僵化了，僵化的东西怎谈得上梳理呢？

　　据传，有人问清末巨商胡雪岩，当国家内忧外患时，什么钱可以赚，什么钱不能赚？胡雪岩沉思后说，只要不违背国法，对得起每一个主顾，这样的生意就都能做，这样的钱就都能赚。这里又透露了一个经由翻译而来的无奈。

　　今天人们说“顾客”，应该是由“Customer”一词而来，“客户”应该是由“Client”而来；约莫10年前，中国人突然开了天眼，创造出“顾客(客户)是上帝”这样一句铿锵有力的话语出来。然而，事实上中国传统的商业语汇里老早就存在这个概念，那就是上述胡雪岩所说的“主顾“，买我东西的人，就是我的主子。

　　同样的，“生意”这一概念也奥妙。“生”就是创造附加价值，没有增值，就称不上生意，脑中没有增值观念，就称不上生意人，而只能称之为“做买卖的”。

　　若按中国传统的理念来说，今天中国的问题是生意人太少，把消费者当成主顾的人太少。今天所谓的“企业”，只不过是一种产权形式的组织载体，而不是目的本身。“把企业做大”这个概念，其实有点本末倒置、脑体倒挂。如果遇上胡雪岩，他会把我们好好教训一顿，他会说：做好一个生意人(创造附加价值)，对得起每一个主顾(服务主子)，你口中所说的“企业”自然会变大。胡雪岩善于“理管”而轻忽“管理”，恐怕也是他要教我们的一课；如果邀请胡雪岩来出掌今天的中国商学教育，他大概第一件事就是把“XX管理学院”改名为“XX理管学院”。

　　绕了这么一大圈，无非是要理清“善恶”与商业的关系。善恶，犹如“良心”，是个道德观念，其分际及定义可以争议百年而不休。但如果以上述“胡雪岩原则”来看，不犯法、对得起每个主顾，商者所为就是善的，否则就是恶的。至于假药、毒奶之类的事情，赚再多钱，根本就够不上“生意”，而只能称之为“死意”。

　　如果一个企业，主事者要求员工天天心存善意，或许多数员工听不太懂，或者感觉这个老板太迂腐。但是如果把善意诉求落下地来，改为要求员工每天问自己：你的行为是否违法，你的行为是否对得起上门来的主顾，善的企业文化就比较容易建立。

　　善的商业文化，一个巴掌拍不响，政府也得反省。为政者，每天也得问自己一个问题：你制定的政策会不会诱使甚至迫使商者犯法？政策是否奖励那些对得起主顾的商者？国有企业既为全民所有，是否应该率先对得起主顾？

　　有些人对“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这句话嗤之以鼻，因为在现实生活中，个别好人遭到恶报的例子太多了。然而商业不是个人对个人的事，而是众人对众人的事，虽然恶企业不一定有恶报，但在统计学的大多数原则之下，善企业一定有善报。但请千万注意，这里所说的“善”，不是老板、董事长、总经理等个人的道德，因为个人道德虽然重要，但在商业领域内并不足恃。在今天的中国，善的商业意义，应该就是，若某行业中众人皆违法那就不碰，容易违法的行业最好也少碰，专注于能够创造社会附加价值的生意，对得起主顾。政府的责任，就是要把善的企业当成主子来服务，否则就会劣币驱逐良币。

　　如若商者及政府皆有以上共识，善有善报，无论在什么商业模式下，都会成为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