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对于公益的认知必须是纯粹的，凡是捆绑商业的公益都是耍流氓！公益和商业有时冲突，但也有巨大的结合点。因为绝大多数人是要吃饭的，没有人生下来上帝就给你一百亿。如果真的是圣人才能做慈善家，那慈善事业就死了。人都有七情六欲，企业也是有私心的。我做慈善不问动机，只问后果，因为动机是上帝的事情。”薛自辩最重要的是做实事，只要有人通过他发起的活动受益，他就无可指责。当然，前提是他没有贪污善款。

薛蛮子说，代言暴风影音，他没有要一分钱代言费，转发微博所得的20多万块钱他也都捐给了微博打拐基金。“有人质疑我善款去向不明确，但实际上我们募集的每笔钱都去向清楚，我也不接手基金管理，顶多帮忙融个资而已。”

同为免费午餐发起人的邓飞证实了薛的说法，他曾在微博表示：“免费午餐是我们500名记者发起的，薛是捐款人，但从未介入基金管理。免费午餐年报今年4月已公开，接受社会监督。大病医保由36名核心发起人、数十名联合发起人共同发起，薛只是企业界一代表，也无任何职权。”

薛自称不缺钱，那直接捐自己的钱当慈善家不就得了，何必还要扮演慈善领域“宣传委员”角色？他的解释是：“有人希望公益是富人捐款5万、10万的事儿，但那是杯水车薪。我宁可要100万人每人捐1元钱，也不要大老板一人捐100万。今天的慈善事业远非过去几个有钱人慷慨解囊就能起作用的，如今是一个自媒体时代，公益与慈善都更需要群体呼吁，形成舆论压力，政府才能响应，形成自下而上再自上而下的改革动力。”薛说，微博打拐、免费午餐等活动都是在掀起舆论热潮后，得到有关部门的重视及政策支持。“我作为投资人的本能，是希望用最小的投入产生最大的回报，这也是为什么邓飞、于建嵘愿意和我合作的原因。”

搜索薛蛮子其人，“交际广”、“京油子”、“眼光准”、“脑瓜快”是多数人对他的评价。他对自己的评价是“至情至性、充满错误的老头”。但这个老头“坚决不改”自己的错误。

这种无所谓的性格和他的经历有关。他是标准的“红二代”，其父薛子正曾任北京市委秘书长，解放前曾协助周恩来参与重庆谈判，重庆曾家岩的周公馆碑牌上刻有其父大名。

文化大革命改变了他的一生。

13岁前，薛一直过着“贵公子”的生活：住四合院，家里有炊事员、保姆、警卫员，还有司机接他上下学。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他可能会在哈军工就读高精尖技术专业，毕业后进国防科工委当工程师，或者在某个大学做教授。

文革爆发后，他亲眼看着父亲被关进了监狱、母亲被剃了阴阳头，他随后也只身前往内蒙古乌拉特的一个村子去上山下乡。

从“贵公子”变为“黑五类”后，他最深的感触是“一切荣华富贵都是过眼云烟”。

如今，他认为自己有一种特别的优越感，只是这种优越感不是源自家庭出身，而是“来自我的阅历、见识、学问和不大不小的成就”。

薛“不大不小的成就”是从美国起步的。他留学美国时，当当网总裁俞渝和洪晃也在美国留学，薛曾和她们去看过歌剧，俞渝当时很羡慕薛，因为他当时通过倒腾房地产已经积累了几百万美元身家。

留学生薛蛮子并没有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毕业，原因是考博士需要七八年时间，以后即便做了教授，起薪也才25000美元（年薪），而他当时工作第一年就已经有了35000美元收入。投入产出一对比，他觉得还不如去打工。

彼时薛休学在蒂森（Thyssen）钢铁下属的一家贸易公司工作。按薛的说法，蒂森公司当时给他提供了一笔7000美元的贷款，薛花4000美元首付5%买了第一套房，一年之后用存下的十几万美元以一套5000美元的首付价格购买了50套房子。再后来，他从房地产投资中净赚了100万美元时离开了蒂森公司，这笔钱成了他的第一桶金。

“我是一个多面的、复杂的、和所有人一样有七情六欲的人，我不希望我是个圣人，但也不希望我是个恶棍，我有所有人善良、真诚的追求，也有所有人有的毛病。”他含蓄地为受指责的婚姻辩护。

• 上一页
• 1
•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