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见·另一个我
创业总是让人充满激情，却未必总能保持理性。当一个人在创业时经历艰困时，内心也将经历蜕变，发现另一个“陌生”的自我。“他”也许勇敢、坚强，也许软弱、感性，也许在创业热情和理性思考之间摇摆，也许在将“团伙”变成团队、同仁进化成组织中经历苦痛。
另一个我是不同的角色、现实的方法、丰富的内心和历史的选择。当创业者们在特定的时间与空间、与另一个我相遇时，该如何看待、对待“他”，并以某种合适的方式合二为一？
联想之星要做的正是这样一件事，在富有激情的和天赋的创业者通往未知的路上，联想对企业发展规律和管理的认识，可以在技巧、方法层面为他们提供帮助，让他们在创业的漫长过程中，尽快发现和确认“另一个我”。
联想无法扮演上帝，却可以成为他们在痛苦现实中的催化剂。从性情到理性，从“蒙着打”到“瞄着打”，从梦想的虚幻到行业趋势的现实；像生意人一样去做生意、像企业家一样去管理企业，在联想的帮助下，创业者可以加速实现自我突破与转变。
时间遇见英雄
创业这个话题尽管流行，却并不新鲜。当下，很少人读过上个世纪60年代出版的小说《创业史》，但正在社会中担负起创业重任的“70后”、“80后”们，或许还记得中学语文课本上那一篇《梁生宝买稻种》，记得这位陕西农民在小饭铺里就着自己带的干馍，花五分钱吃一碗热气腾腾的汤面，为了节省一角钱，划三根“洋火”在黑暗的小站站房地上，找到能打开铺盖的栖身之地，抽一袋旱烟，在烟雾缭绕中获取内心的幸福和满足。
创业可以分为三个层次：家业、企业、事业。从第一个层次看，几千年来，中国农民从来没有停止过创业，“三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的小富之家，从来都是他们为之奋斗的梦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农民开始走出家庭，与豪情满怀的开国者们一起，试图用全新的方式，将农业为主的传统社会改造成现代社会。
撰写《创业史》的柳青就是这样一个人，这位创办《中国青年报》的小说家和高级干部，1951年突然离开北京，到陕西农村定居14年，用自己的积蓄换来了日本良种稻——矮秆粳稻，在当地创造了粮食生产新纪录。1960年，他的长篇小说《创业史》第一部出版，就立即用一万多元稿费为当地公社捐建了一座农业机械厂和一家卫生院，还预支了以后的稿费为公社通电。这位当代中国“发行量”最高的作家之一，后半生几乎都在债务中度过，去世时一贫如洗。
柳青和他笔下的梁三老汉，和其他真实存在过的人物：钱学森、李四光、王进喜等，真诚地相信当时社会主流理论上对社会进程的解释，直接从“家业”跨入“事业”，用推翻一切的勇气和无从验证的梦想来安排整个国家的发展。他们刚刚从家庭中走出，还未来得及看清自己，就消失在集体中，直到付出巨大代价，“文革”之后被彻底惊醒。万吨水压机、火箭、卫星、青蒿素、人工胰岛素这些光辉的成就，也被淹没于总体失败的社会主义试验之中。
他们是不乏悲情的历史英雄，却算不上时间的选民。
在1980年代开始全面展开的“改革时代”，让错位的时间终于遇见“另一个我”，一度中断的历史也被重新续接起来。发轫于19世纪中期，随着第二次工业革命、会计制度和股权制度完善、全球贸易发展而成熟，并在20世纪成为市场主流的企业，在中国得以快速生长。
在“家业”和“事业”之间，“企业”终究是一个绕不过去的坎儿，创业的内涵也从创造事业，演进到创造企业。1980年代，在计划经济体制之外的荒野上新创立的企业中，联想、海尔、TCL、格力等等，尽管以国企或集体企业为名，但是逐步实现了技术的现代化、管理的现代化和产权的多样化。
柳传志、张瑞敏、李东生等第一代企业家，也被时间选中，成为续接历史的英雄。这些一直致力于“国富民强”的实业家们，清醒认识到并勇敢地背负起自己身上的责任，继承着近代以来中国商业的精神力量，用自己的行动为这样的精神内核提供新的注脚。
中国的市场经济伴随着企业的生长而壮大，在新世纪的新经济形态中，创业渐渐抽离出集体和国家的色彩，越来越成为个人化的选择，这也暗合自由市场的基本逻辑：“事业”的发展必然在市场中自然生长，新生代创业者必须在基本的游戏规则之下合理竞争，用最优的效率配置资源，通过为他人创造价值来获取利润，促进经济和社会的繁荣。
不管经历多少周折，市场经济终究是未来的趋势和道路。与上一代已经成为企业家的创业者们相比，新生代创业者正在通过个性的张扬和自由选择来确认自己时间选民的身份，从历史的角度看，从集体到个人，他们在时间的长河中，必然遇见属于自己的英雄。
天赋遇见角色
不管在传统向现代转型之中的中国，还是在更加自由、但社会分工却已无限深化的西方社会，人们必须通过特定的身份和角色，在社会坐标系里定位自己，这些身份和角色，也成为割裂人们天赋和自由的壁垒。这并不总是让人沮丧，总有这样一群富有激情和冒险精神的人，会打破这些壁垒，在不同的身份和角色转换中，获取更大的自由。
创业者就是这样一群人。
1960年代，出生于匈牙利布达佩斯的安迪·格鲁夫逃出祖国，这位在逃亡途中也要看几场歌剧的年轻人，在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获得博士学位，并成为一名出色的科学家，他撰写的《物理学与半导体设备技术》，至今仍是相关专业的入门书。
离开伯克利之后，格鲁夫加入企业，不管是仙童还是后来的英特尔，对技术情有独钟的格鲁夫总是扮演研究和开发的角色。他把创造“摩尔定律”的摩尔当作自己的知己，却对激情四射的诺伊斯不以为然；当摩尔将离开仙童创办英特尔时，格鲁夫自告奋勇加入，当他得知就连乔布斯也为之着迷，并将之视为导师和“父亲”的诺伊斯也在其中时，他甚至有些失望。
1976年，他成为英特尔的CEO，10年后接任总裁，再10年之后成为董事长；1998年，美国管理学会赋予他“年度杰出经理”称号；2004年，他被沃顿商学院提名为25年来最有影响的CEO。从一位科学家到杰出的管理人员，屡次拯救英特尔，创出更响亮的品牌，格鲁夫经历了怎样的转变和突破？
格鲁夫是幸运的，他身处于美国西部，恰逢硅谷兴起，手中掌握了又是产业大发展必需的新技术，这仍然不够。在商业的基本逻辑面前，即使像格鲁夫这样聪明且有天赋的人，也不免要经历恰当的方法、艰难的努力、必要的时间甚至痛苦的过程。
几十年后，摆在中国新生代创业者面前的环境要复杂得多。在创业之前，他可能是多年来在单纯的实验室中与技术纠缠的科学家、在官场中熏陶多年的精英，甚至是一家公司的普通职员，多年来习得的知识和成长环境，已经把一个人塑造成自足的整体，在市场不免残酷的竞争面前，他们必然经历痛苦的蜕变，才能成功。
令人无奈的是，这样的心态转换和突破从来不会像我们想象的那样短促而有力，创业永远是行动而非思想，即使创业者获知了管理和市场的全部秘密，也无法完全规避失败的风险。他们必须在复杂到残酷的现实之中追寻自己的内心，倾听它的呼唤，在它与社会、市场需求之间找到对接点，并为之付出一切。
创业者从来不缺少激情，甚至也不缺少天赋，但他们需要一条路径，并要在其中坚持到底。联想之星要做的，正是这样一件事，联想控股有限公司高级副总裁、联想之星总经理唐旭东说：“当学员遇到困难时，联想能帮多少就帮多少。”在富有激情和天赋的创业者通往未知的路上，联想对企业发展规律和管理的认识，可以在技巧、方法层面为他们提供帮助，让他们在创业的漫长过程中，尽快发现和确认“另一个我”。
联想无法扮演上帝，却可以成为他们在痛苦现实中的催化剂。从性情到理性，从“蒙着打”到“瞄着打”，从梦想的虚幻到行业趋势的现实；像生意人一样去做生意、像企业家一样去管理企业，在联想的帮助下，创业者可以加速实现自我突破与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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