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12月，芝加哥出现了一本名叫《花花公子》的杂志。封面上玛丽莲·梦露穿着深V黑色小礼服，招牌式的灿烂笑容吸引了男人们的目光。但是有人发现，这本售价五十美分的杂志，并没有标明出版日期。

原来，创始人休·赫夫纳根本不知道会不会有第二本，他完全没有想到，这本创刊号在几周内卖出了53991本。毕竟这本杂志是他在公寓厨房的桌子上自己制作出来的，最初的8000美元投资也是他从母亲和兄弟那里募集而来，为了梦露的那张照片他花掉了其中的500美元。如今，这本创刊号成了收藏品，拍卖价格高达5000美元。

除了梦露性感的照片，赫夫纳还在创刊号里写下：“花花公子’并不指颓废的享乐主义者，我们所谓的‘花花公子’是一个不把生活仅仅看作是一串辛酸眼泪的人，潜藏在杂志背后的主张是：娱乐和享受是件好事。”

时年27岁的赫夫纳，出生在一个正宗的清教徒家庭。在他看来，美国人热爱工作，却不会享受快乐。传统的观念中，娱乐和享乐，特别是享受性快乐被认为是令人内疚和羞耻的事情。赫夫纳认为这种观念深深植根于当年搭乘“五月花”号来到美国的清教徒祖先那里，而他本人，正是在美国社会极受尊敬的著名清教徒威廉·布莱福特的后人。

如此传统的出身，一直给小时候的赫夫纳灌输这样的思想：头脑和身体是敌对的。有个更著名的说法是：魔鬼存于肌肤。很多人的一生，都在反抗那存在于自己肌肤里的魔鬼。在赫夫纳家，母亲的生活就极其压抑，“在我的家庭里，没有拥抱和亲吻。”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他后来的享乐人生，恰恰是家庭生活的矫枉过正。“我认为，性是正常和自然的生命的一部分，我要给性正名!”

创刊号大卖，赫夫纳的收入是最初投资的三倍多。他有了继续出版这份杂志的资金。在第二期杂志封底上，出现了一只穿西装打领带的兔子。在《纽约客》和《时尚先生》先后选用了人形标志之后，设计师阿瑟·保罗笔下这只兔子活泼而顽皮，兼具了幽默和色情的意味，深深地吸引了赫夫纳，最终成为《花花公子》的标志。

这只兔子并不知道自己将掀起一场革命，而赫夫纳也并没有想要成为一名革命者，起初他只是单纯地想创办一本关于“性”的主流男性杂志。一战结束之后，美国曾经出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柯立芝繁荣”，那是一个充溢着爵士乐和女性争得选举权的时代。曾经参加过二战的赫夫纳满心以为，在二战之后美国会迎来另一个繁荣的时代。结果却并不如他所愿，女人的裙子不仅没有变短，反而变长了，“对我来说，这样太不性感了”。他们只希望能给美国男人们提供一些额外的欢笑，分散他们对新时代焦虑的注意力，完成了这些便足以证明《花花公子》存在的合理性。

事实证明，赫夫纳做到了。创刊一年后，杂志每期销量就超过了10万册。在当时，阅读《花花公子》成了“享受人生”的代名词。20世纪三四十年代，美国青少年的口号是“长大了要像洛克菲勒一样富有”;到六十年代，这个口号变成“长大了以后要像赫夫纳一样享乐”。《花花公子》被当时激进的文化运动推到了浪尖之上，成了性解放运动的一面大旗。

贩卖性感是《花花公子》的拿手好戏。在梦露之后，五十年代十大卖座明星之一的金·诺瓦克、第一任邦女郎乌苏拉·安德斯、“性感小猫”碧姬·芭铎都先后登上封面，他们拍出了最性感、最真实的美女。杂志之后最热门的栏目“本月玩伴女郎”也在第二期中出现。栏目中包括了媚娘女裸照和简短的传记，还有包含了生日、三围、喜好和讨厌事物的资料表。这正是男人们需要的。

在越南战争时期，一位前线美军战士希望《花花公子》的玩伴女郎们能去前线看望作战的士兵，这让赫夫纳感受到了《花花公子》在六十年代的生命力。在鼎盛时期，全美有四分之一的在校男生会按期购买这本杂志。1972年的11月刊，更创下了7161561本的历史最高发行纪录。

不过，赫夫纳在美国至今是争议人物，维护传统家庭价值的人骂他，某些女权主义者也骂他。同时遭遇过宗教团体的抵制，也被亚洲的一些国家和大多数的穆斯林国家封禁。但赫夫纳和《花花公子》对美国文化所产生的巨大影响是毋庸置疑的。很多美国人甚至认为，赫夫纳用它分裂了美国。因为对一些人来说它是性领域的先驱，把美国人彻底从清教徒和神经质中解放了出来;而对另外一些人，尤其是女权运动和社会保守派来说，它导致了美国人在性领域的革命，使很多女人变成了物质化的牺牲品，提倡的是一种只要自己感觉好就行的不道德生活态度。#p#副标题#e#

无论如何，《花花公子》走过的六十年，正是美国近代经济最活跃的时期，也是美国人的道德观和价值观从急速开放到顶峰后，又逐渐回归本质的一段历史。赫夫纳开玩笑地说：“文明社会的三大发明是火、轮子和《花花公子》。”

《花花公子》的“本月玩伴女郎”有着超级严格的要求：拍摄的美女年龄限制在18岁至21岁，每一个入选的姑娘必须有处女的气质，健康而丰满，过去从未登过裸照，也没当过无上装女郎或脱衣舞娘，一定不能是吸毒者或酒鬼。摄影师们在街头、大学校园、海滩找寻拍摄对象，也有些急于成名的姑娘毛遂自荐想成为“本月玩伴女郎”。

谁也不曾想，这些红极一时的兔女郎，却好像因此中了一个“诅咒”。有人统计称，六十年来，有25名玩伴女郎死于非命。其中3人死于谋杀，5人死于服药或吸毒过量，12人死于不治之症，4人死于车祸，还有1人死于坠机。比如，1980年的“年度玩伴女郎”多萝茜·斯特拉顿，因为吸引了大批追求者，遭到她的丈夫嫉妒，开枪打死了这个年仅二十岁的妙龄女郎。这样不吉利的事情本该让很多人望而却步，但却没有阻挡住美国甜心们登上《花花公子》的脚步。

有红颜薄命的凄楚，也有误入学术圈的欢乐。1973年的夏天，南加州大学信号与图像处理研究所里，年轻的助理教授亚历山大·萨楚克和研究院威廉·布拉特，正试图从一堆常用图片中找出一张适合测试压缩算法的图片：最好是人脸，表面光滑，背景层次丰富。不过这些陈旧的图片，就如同早期电视画面一样乏味，很快就让他们彻底失望了。

碰巧有人拿着一本去年11月刊《花花公子》杂志来实验室“串门”，当期的玩伴女郎是瑞典模特莱娜·瑟德贝里。亚历山大发现这张有着光滑面庞和繁杂饰物的图片正好符合要求，于是，他撕下彩页，将上半部扫描成一张512×512像素大小的图片，“莱娜图”就此诞生。如今，莱娜的脸部与裸露的肩部，已经成为事实上的工业标准。赫夫纳曾经威胁要起诉对“莱娜图”未经授权的使用，但后来不仅放弃了起诉，还鼓励因为公众利益使用“莱娜图”。

明年一月的六十周年纪念刊，《花花公子》请来了时尚缪思凯特·摩斯，重新演绎新一代的兔女郎，这无疑又是一个轰动娱乐圈的举动。40岁的凯特·摩斯首登《花花公子》封面，与创刊号上的玛丽莲·梦露一样，将成就60岁的《花花公子》又一个重要的历史时刻。

其实，《花花公子》绝不仅仅是贩卖性，赫夫纳最初计划让杂志的内容更加丰富。有一流的小说和随笔、挑衅性的漫画、最流行的美食美酒、汽车和音响，以及男性时尚专题。“我们要让男性读者了解美好的生活，成为他们的生活指南。”尽管时而犯些错误，却有着一种不管不顾的疯狂劲儿。赫夫纳对传统的蔑视和挑战，延伸到杂志中来，因此却吸引了众多无礼却直言不讳的作者和读者。

在创刊号上，虽然封面人物是玛丽莲·梦露，但这位女神并没有占据以后成为《花花公子》传统的中间插页位置。这个位置留给了一位文学人物的插画：大侦探福尔摩斯，与此对应的是福尔摩斯作者柯南·道尔的一篇小说。海明威、毛姆、纳博科夫这些世界著名作家的新作大多在这里首发。因为《花花公子》每篇小说支付15000至25000美元的全美最高稿酬，每期制作费达二三十万美元。赫夫纳非常巧妙地把色情与领导阅读时尚的当红作家的作品放在一起，创造了一种具有时尚色彩和文学气质的色情文化。

中国作家王朔曾经从自己过去写的《玩的就是心跳》中摘了一些片段，想登在《花花公子》上。却不想后来稿子被退回来了，而退稿理由竟然是“太黄色”!王朔猜想，他们可能忌讳里面一些敏感的人物关系。他后来说：“直到那时，我这才知道《花花公子》，其实反映的是非常严肃的人的需要和欲望。相比之下，我显得粗鄙。”

同时，《花花公子》的人物专访也以深入见长。美国总统卡特、黑人运动领袖马丁·路德·金、古巴前领导人卡斯特罗、拳王阿里、法国哲学家让-保罗·萨特、物理学家霍金，这些伟大的名字都曾出现在杂志的专访栏目里。最感人的是约翰·列侬接受的最后一次专访，以列侬和小野洋子访谈为主要内容的那期杂志，在列侬遇刺当晚上市。

可惜的是，七十年代的鼎盛时期过后，《花花公子》发行量逐渐下降，同类杂志的激烈竞争和色情录像的蔓延，带来不小的冲击。进入新世纪，由于金融危机和互联网的冲击，公司财政不断遭受重创，不仅杂志每年出版的期数开始递减，甚至一度爆出要以三亿美元卖出的传闻。

幸好老男孩抵住了压力，《花花公子》不仅是一本美国杂志，更在世界各地发行了不同语种的刊物，也因此发展壮大成了一个纽交所上市公司。杂志衍生出了真人秀《邻家女孩》和电子游戏《花花公子之豪宅》，他要让所有人都从他的生活里激起某种深层的欲望。

2010年底，号称睡过两千多个女人的赫夫纳，竟然决定迎娶了自己的第三任妻子，小他60岁的克丽丝泰尔·哈里斯。现在老男孩和他的兔女郎在比弗利山庄的豪宅里安享晚年。也许，他真的还是一个“做着年轻的梦的少年”。就像他给自己买下的那块玛丽莲·梦露旁边的墓地。赫夫纳说：“尽管我不认识她，但这让我觉得很浪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