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自卑者是短视的，他们只看到文明间短期的物质力量对比，并因为别人强大而惊慌失措

秋风

文 | 秋风  北航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教授、

天则经济研究所理事长

两会前，一家门户网站邀我做一次访谈，主题是养老。挺好的话题，但编辑传来提纲，我差点笑出来，苦笑。

提纲设计的第一部分讨论中国面临的养老困境，列在清单第一位的困境是中国人养老观念的陈旧：中国人认为，有孩子，就不该住进养老院。孩子也觉得，让父母住养老院就是不孝。

第二部分想讨论，中国老人如何安度晚年。第一个小条目是“夕阳红与夕阳痛”。文案说：中国老人背负着太多的思想包袱，一辈子为儿女着想，晚年还要带孙子，没有自己的生活，没有自我，中国人为何痛失养老的乐趣。这是一条黑暗的养老模式。

接下来的小条目，则要嘉宾讨论国外老人如何过晚年，编辑的提示列在括号中，列举了旅游、玩乐、有自己的兴趣和生活、住老人公寓。

中国是黑暗的，西方是光明的。这样一种思维定势已经如此深刻地渗透在部分中国人、主要是中国读书人的心灵中，他们以此思考中国问题，以此探究解决问题的方案。这就是文化自卑。

二十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主要心障就是文化自卑。

张之洞们的心灵是相当健全的。他们看到了西方的坚船利炮，并且毫不犹豫地学习、引进，但他们对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孟之道、对中国文化充满自信。因此，张之洞在大变革开启的时刻高声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不是守旧，也不是虚骄，其中透露出的是儒家士大夫的文化自信。张之洞相信，吾国源远流长的仁义之道，完全可以消化西方技术，以之充实中国之体，不断自新的中国不仅可以度过眼前危机，更有光明前景。

但后面一代新式知识分子，就没有这种文化自信了。在新兴现代媒体上，严复、梁启超这样的青年人自然占据了重大发言权，他们发表了种种反思中国文化、要求彻底改变中国文化的看法，其底色都是对中国文化丧失自信。

其实，这两位很快放弃了激进立场，转而接受了张之洞的理念。但再下一代青年人根本不在乎上一辈人的心路历程。在今天的现代思想史叙事中，严复、梁启超等人也仍然只是因为率先提出了文化激进主义信条而被记录的。青年们更进一步，提出全盘西化，全盘摧毁中国文化的口号，陈独秀说：“要拥护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要拥护那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旧艺术、旧宗教。要拥护德先生，又要拥护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

青年要追求德先生、赛先生，令人敬仰。可略加分析即可看出，这些口号背后的信念，其实都是粗鄙的物质主义强权崇拜，也即五四运动中，青年人受西方列强戏弄中国之刺激，而信之不疑的信念：“强权即真理（Might is right）”。

回望一百年来激进反对中国文化的各色人等，其信念无非如此。首先，世界被等同于西方，因为西方强大了，而西方之外的世界，基本是不存在的。中国人为什么要这么关心、这么投入地学习西方？因为西方强大了，西方打败了中国，或者可以轻松打败中国。既然如此，那西方一定有伟大的地方，值得我们学习。我们要学习，就不能不清除自己文明中与之相反、哪怕貌似相反的东西。沿着这个关联网向外推展，最终，我们必须全盘摧毁自己的文明，让自己西方化。

不过，对于西方究竟是如何强大的，知识分子说法不一。有人说，西方强大，完全是因为西方从雅典开始，就出现了科学。中国人必须用科学全盘改造中国文明，故胡适先生郑重其事地提出过“科学的人生观”。有人说，西方强大，只是因为西方人信仰基督教，那中国就必须用基督教全盘改造中国文明，只要中国人全部皈依基督教，中国就有救了。可是又有人说，西方强大，主要是因为民主，那就在中国建立民主制度。

科学、民主、信仰，辞藻均可谓华丽，然而其背后的哲学都是粗鄙的物质主义，其背后的文明观都是社会达尔文主义，其背后的世界观都是强权崇拜。由此一路发展，就是文化大革命。中国式极权主义的动因是文化自卑，其主要表现是毁灭中国文化及其所支持的风俗、经济体制、社会结构。对中国文化进行大革命的根源，其实是深不见底的文化自卑。

按说，经历了文革，知识分子应该有所反思。但没有，知识分子仍沉浸在强权崇拜造成的文化自卑中。于是乎，连养老模式也可以分出先进落后、光明黑暗了。数千年来，中国老人度过自己晚年的方式，并仍被数亿中国人践行的养老方式，就这样轻易地被打上了黑叉。我只能感叹，追求进步的知识分子和他们操弄的舆论，真真傲慢而可怕。

文化自卑的逻辑，其实是不能成立的。

文化自卑者看待社会现象的思维方式是整体主义的。张之洞提出“中体西用”，严复反问，这怎么可能？牛有牛之体、用，马有马之体、用，怎么可能有牛体马用？直到今天，还有人再三重复严复的话。然而，这种貌似机智的说法恰恰表明，刚从英国留学回来的年轻的严复，对文化、社会、文明等重大概念缺乏准确认知。他相信文明整体论：文明是各要素之间具有严密链条的整体；其中任何一个要素，离开了其它要素的支撑都不可能运作；一个要素的改变，必带动其它要素的变化，从而让整体发生性质上的变化。

然而，一个文明体从来不是如此紧致的整体，其中有些要素较为核心，其变化确会产生较大影响，但大量要素没有那么重要，甚至无关紧要，其变化不会造成整体的变化。文明史上，牛体马用之事极多。最著名的例子是佛教在中国的发展。形成于印度的佛教，本与中国人的生命观完全不同，但汉末传入中国，几百年间，被中国人普遍信奉。不过，信奉佛教的中国人又坚持自己原有的忠孝等价值观，从而形成中国佛教，反而成为世界佛教的主流。如此看来，张之洞的中体西用，其实比严复的整体论更为通达、高明。二十世纪的学术史也证明，信奉仁义礼智信的中国人，完全能够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化学奖，反而是不信这些价值观，一门心思要全盘外国化的大陆人，科学成就至今令人汗颜。

那么，中国文明是否落后呢？

前两天，弘道书院举办活动，讨论梁涛教授的新书《儒家道统说新探》。提问环节，有位学生再三追问我，中国是不是落后了？我说：那要看你的时间视野是多长。如果你只看过去的两百年，中国当然是落后的。可是，如果你看以前的四千年、一千年呢？你再想象一下未来的二十年、五十年或者五百年呢？文化自卑者是短视的，他们只看到文明间短期的物质力量对比，并因为别人强大而惊慌失措。

中国人现在需要的只是正常的自信。当然，我不会用中国强大了来论证这种自信。我更愿意说，我们本来过得不错。对自己的日常生活方式的自信，是文化自信的根本。文化说来高妙，最终必然落脚于生活方式。二十世纪知识分子的最大问题就是，用一系列大词，吞没了生活。因此，他们通常都很不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