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本文转自IDG全球常务副总裁兼亚洲区总裁熊晓鸽先生博客，讲述了他与IDG已故创办人麦戈文先生之间的友谊。

麦戈文于1964年创立IDG，IDG是全世界最大的信息技术出版、研究、展览与技术风险投资公司，麦戈文先生于2014年3月去世，享年76岁。

熊晓鸽系麦戈文在中国区拓展业务的关键人物，这篇文章讲述了他与麦戈文之间22年的友谊。推荐大家阅读。

以下为全文：

5月31日在波士顿，和IDG的创始人兼董事长帕特里克·杰·麦戈文先生（Mr. Patrick. J. McGovern）的家人一起，将他的一部分骨灰埋在麻省理工学院麦戈文脑科学研究院院外的一棵树下；6月2日在旧金山，IDG资本完成最新一期价值5.86亿美元的募集融资。

从1993年6月1日在上海成立中国第一家风险投资公司，经21年历练，惟此轮融资悲欣交集，苦乐不知。今年3月19日，麦先生突然辞世。我们4月1日启动融资，各位同仁兢兢业业，互助共勉。这期基金的按时超募成功，亦是对麦先生最好的告慰和怀念。

22年与22分钟

我1991年11月6日加入IDG，成为董事长帕特里克·杰·麦戈文（Patrick. J. McGovern）的亚洲业务开发助理。在公司内部，大家都叫他“Pat”；在中国，人们都习惯地称他为“老麦”。老麦酷爱中国，一生中130次访华，而我则陪同或接待了他110次。

4月30日，细雨如丝亦如思。在波士顿科学博物馆，我与老麦的家人、亲友、还有IDG的300多位同事一起，追忆分享了他带给我们的那些伟大和细琐……在我演讲的过程中，既听到会心的笑声，也看见闪烁的泪光。玛丽·达娜荷（Mary Dolaher）会后过来与我拥抱，说我的发言令她既感动又感慨。22年前，她是老麦的秘书，安排了老麦对我那堪称面试的第一次会见。而作为IDG世展公司的总裁，她策划和安排了这次老麦的追思纪念会。

22年追随，22分钟告别

北京，3月16日清晨，8点半，我的美国手机铃响了。一看号码，心里咯噔一下，知道是一直等待又害怕的那个电话来了。老麦的夫人说，“他想见四个人，我按他说的顺序挨个给你们打电话，你是第一个。”她的话音未落，我就克制不住地喊了起来：“你怎么等到现在才告诉我啊!”

20天前，一个原定老麦主持的电话会议，临时改由公司的财务总监代替，他解释，老麦感冒了，不能出席。我心头即刻阴云笼罩，对坐在身边的20年老搭档周全长叹一声，“老麦肯定病得不轻。”以我对他的了解，这个从来事必躬亲且绝对死而后已的人，怎么会因为感冒就缺席电话会议呢？这太不是老麦的风格了。接下来的几个电子邮件，包括我有意试探的电话留言，都没有回复……知道要有坏消息，但不知道坏到什么程度，悬着一颗心的日子，格外黑暗而漫长，无比煎熬。

飞机绕了半个地球，落地的时候，还是旧金山的3月16 日。时间仿佛凝滞，我的心境，却在明媚的春日直坠寒冷的冰窖。躺在斯坦福大学医院病床上的老麦，是我从未见过的陌生，虚弱，几乎不能言，尽管他在努力积聚全身的每一分力气，想要像往常一样精神抖擞地与我交谈。

我知道，这是唯一的也是最后的机会，该轮到我来给他鼓劲加油了。22年来，无论是顺风还是逆水，老麦总是会在每个季度结束前，寄给我一张他手写的“Good News”（好消息）贺卡，既为我们大大小小的成功鼓掌，也为我们困境中的坚持喝彩。他是我们永远乐观从不言败的拉拉队长。现在，我也带来了让他高兴的“Good News”，是我在接到电话飞扑机场前匆忙抓到的：一本IDG在台湾新出版的国家地理杂志，一本我们刚刚印刷的IDG在中国的公益慈善宣传手册，上面有向中国3所大学捐建IDG/麦戈文脑科学研究院的最新进展……老麦脸上有了依稀的笑容，说很感动我这么快不远万里来看他，甚至细心地问候周全和我的父亲。我忍不住告诉老麦，在离家赴学前，我和父亲生活了20年，而在IDG工作后，我和他共事超过22年，比和我父亲在一起的时间还要长。这话似乎勾起了老麦的无限感慨，他喃喃地念叨着，在我力图记下他最后叮咛的手机录音中，留下了他模模糊糊反反复复的一连串“Our special relationship（我们的特殊关系）……”

是的，我们之间是如此特殊，以至于在他垂危的病床前，我只能以他所喜欢的“Good News” 和他道别。因为怕他太累，我一直留意着手机上的时间。追随老麦22年的时光，就在这短短的22分钟里，如滔滔逝水一般，波光滟潋永不可追。直到走出病房时，隔着门口的布帘，我从帘缝中注视着他，不忍移步，郁积胸口的热泪终于汹涌而出，无声，无息，无力，无奈。

我19日晚回到北京，第二天清晨，噩耗就追着我的脚步到了。

特殊的信任，特殊的情谊

老麦和我之间的关系，从一开始就有点特殊。

1988年，第一次见面，我还是个学生，一边在弗莱彻法律与外交学院读书，一边在卡纳斯出版公司的《电子导报》打工，每小时挣15美元。恰逢中信集团董事局主席荣毅仁先生访美并在弗莱彻演讲，我便鼓动杂志社赞助了演讲后的晚宴。老麦想与荣主席交谈，揪住当时在会场忙前忙后的我给他临时当翻译，不过是一面之缘，相互间留下一点好感。

1989年，我已是《电子导报》亚洲版的主任编辑。杂志社的中方合作伙伴应邀来美，与卡纳斯的总裁短暂会晤10分钟之后，想顺便拜会麦先生。我陪同前往，全天受到热情款待。老麦临时请的女翻译不熟悉电子行业，我又当了一次义务翻译。

1991年第三次见面，是我主动约的老麦。那时候卡纳斯全面撤出中国市场，让有意回国发展的我大失所望。在好友周全的怂恿下，我斗胆给近几年大力在中国开疆辟土的老麦写了封只有３句话的信。老麦的秘书给我约谈45分钟，结果我们谈了三小时。临别，老麦问我对薪酬有什么要求，我坦言：“我只知道中国大有前景，可是也不知道到底能给你赚多少钱。这样吧，如果你愿意聘我，可以先付我和现在卡纳斯公司同样的工资，但我有一个要求，我要直接向你汇报。”我其实是因为在卡纳斯的这几年，交上去的所有“宏伟蓝图”因为层级审批最后全都泥牛入海而伤透了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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